交通违章扣分网上处理:中国考古学现状

这个世纪的最后几年，中国考古学无论是在发现和研究上都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这些成就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是一批重要的古遗址和古墓葬在这时期被发现和发掘，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新的材料并开辟了新的领域。例如，位于长江、黄河两大水系分水岭两侧的陕西洛南盆地和腰市盆地新发现的数十处旧石器地点，对认识中国南方与北方旧石器文化的关系提出了耐人寻味的问题；湖南澧县八十垱遗址发现的我国年代最早的环壕聚落（并有围墙）、大量不同种类的稻谷和伴出农具，对研究中国新石器时代中期偏早阶段的稻作农业及社会生活提供了重要的材料；成都平原龙山时代古城址群的发现和发掘，使人们认识了一种早于三星堆文化的新的考古学文化“宝墩村文化”，为探索三星堆文明形成的原因和长江流域早期文明的交互关系奠定了基础；河南安阳市洹北商代中期的花园庄商城的发现和确认，弥补了商代都邑发展过程中商代前期的郑州商城与商代后期的安阳殷墟之间的缺环，使商王朝历史的考古学观察建立在更可靠的基础上；西汉初期的广州南越王宫署遗址、北魏都城平城的辟雍和明堂遗址、元朝陪都元上都宫殿遗址的发掘，在中国城市建筑史的研究上占有重要地位；浙江寺龙口越窑的发掘，提供了越窑从唐到南宋初发展的地层证据，纠正了陶瓷史研究中的一些错误，堪称越窑考古的重大突破……。此外，从1997年开始实施的迄今为止规模最大的考古发掘项目“三峡水库淹没区及迁建区地下文物的抢救保护工程”，全国考古科研机构和高校考古专业的考古工作者几乎都云集在三峡库区，每年发掘的面积超过了10万平方米，先后发掘的重要遗址就有重庆丰都县烟墩堡旧石器时代晚期遗址、丰都县玉溪前仰韶时代遗址、忠县哨棚嘴仰韶时代至龙山时代遗址、忠县瓦渣地及羊子岩（中坝）周代工业遗址、忠县半边街（崖脚）和云阳李家坝等

　　战国墓地等，这些都为研究三峡地区的远古人类的活动、古代文化的发展进程、巴国历史及其与楚国和蜀国的关系、先秦陶器制盐和相关产业、历史时期的政区地理等课题抢救出大量珍贵资料，笼罩在三峡地区远古历史之上的迷雾也正在被逐渐揭开。

　　其次是一批重要的考古报告在“九五”期间问世，这些考古报告既是发掘者和报告整理者对某一考古材料的初步研究的成果，又为更多的研究者作进一步的研究奠定了基础。在这些新的考古报告中，有的是已经发掘出多年，迄今才整理完毕的重要考古材料，如新近出版的大汶口文化的《兖州王因》报告。又如可能是中国第一个早期中央王朝都城遗址的河南偃师县二里头遗址，该遗址从50年代末到70年代末的正式考古发掘报告《偃师二里头》也是在这期间出版；更多的是近十余年新的考古发现，如新石器时代的《舞阳贾湖》、《肖家屋脊》、《宝墩遗址》、《岱海考古》等，夏商时期中原地区的《垣曲商城》、《郑州商代铜器窖藏》，北方地区的《大嘴子》、《大甸子》、《朱开沟》，南方地区的《新干商代大墓》、《三星堆祭祀坑》等，西周时期的《洛阳北窑周人墓葬》、《天马－曲村（1980～1989）》、《张家坡西周墓地》、《三门峡虢国墓》等，东周时期《铜绿山古矿冶遗址》、《厝墓－战国中山国国王之墓》、《太原晋国赵卿墓》，汉唐时期的《汉长安城未央宫》等，就连长期以来很少系统报道考古发现的西藏和新疆也有《拉萨曲贡》、《新疆察吾乎》这两部重要的报告出版。这些考古报告除了揭示了一些新的考古学文化（如宝墩村文化、朱开沟文化、曲贡文化等）的面貌、弥补了区域考古学文化的缺环外，还促进了稻作农业的传布和发展、城邦社会到中心都邑的转变、夏商历史的考古学观察、周人贵族墓葬制度、中国区域青铜文化及其文明地位、古代金属采冶技术及其组织、中国古代都邑等课题的研究。有些重要的考古报告一出版就在学术界产生了强烈的反响，三星堆祭祀坑的报告出版后，很快就召开了两次国际学术讨论会，反映该领域研究成果的一套丛书也将在近期出版，即其一例。

　　其三是涌现了大量新的考古学论著，其研究的深度和广度都较以前有了较大的提高。在综合考古研究方面，“九五”期间，北京大学考古学系承担的多卷本《中国考古学》这一国家社科精品项目，现在已经接近于完成。该书全面综合分析了中国本世纪考古资料，构架中国考古学的基本框架，并为用实物资料重建中国上古史和更全面地认识中国秦汉以后的历史奠定了基础。欧美学者集体编写的《剑桥中国先秦史》则并列采用文献材料治史和考古材料治史两种不同的研究途径，不强作折衷，其考古研究部分集中反映了目前西方的中国考古学者对中国文明起源到秦统一时期的文明进程的理解和研究水准。在区域考古研究方面，良渚文化研究的汇集《东方文明之光》和《良渚文化研究》两书几乎涵盖了良渚文化研究的主要领域，代表了目前国内外这一领域研究的水平；《东北亚考古研究》对辽河流域古代文化的变迁和各阶段的代表性遗存进行了多视角的探讨，并对该区域文明的渊源及其对日本的影响作了有益的探讨。在专题考古研究方面，“九五”期间更有《藏传佛教寺院考古》、《环境考古研究》、《东亚玉器》、《中国古代制陶工艺研究》、《汉唐之间宗教艺术与考古》等。此外还有不少已经公开出版的博士生学位论文。这些专题考古学论著扩大了研究的范围，有的研究课题是过去未曾或很少涉及的。

　　其四是新的自然科学手段在考古学上运用更加多样。在田野考古记录手段上，我国考古界已经有多个考古教学和科研单位自行开发了田野考古资料计算机管理系统或数据库，并运用GIS和GPS数据采集仪记录和保存考古数据，使用电子全站仪测绘和记录考古遗存，考古学的记录手段已开始跨入数字化的门槛。在考古材料的测年技术上，除了继续使用先前已有的诸如常规C14、热释光等测年技术以外，还建立或改进了加速器质谱的C14、光释光、不平衡铀系法、电子自旋共振法等测年设备，测年手段更加多样，测年数据更加精确。在遗存性质的分析上，考古研究者除了注意通过筛选、浮选、孢粉采样等传统手段来获取更多的信息外，微量元素分析、遗物的成分分析等手段也得到了较多的运用；并已有考古机构与遗传学科研机构合作，开始了提取古代人骨中DNA来研究古代族属的尝试。在考古学研究方法上，区域考古更加受到重视，出现了多篇（部）综合研究一个自然地理区域的论著，吉林大学、山东大学的考古系还与国外大学的同行合作开展了小流域的区域考古研究。“九五”期间进行的备受关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虽说是为了解决中国历史时期初期的年代学问题的一个国家科研项目，最后的结项报告也没有完全达到预期的目的；但通过这项研究，改进了测年技术手段，积累了一大批年代数据，为中国考古学的年代学基础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