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京医院好的骨科专家:中国建筑开括者是?

鲁班

梁思成先生有一段让人听了非常痛心的话：“拆掉一座墙像挖去我的一块肉，剥去了外城的城砖，像剥去我一层皮。”

1950年，梁思成先生和城市规划专家陈占祥先生提出极具远见的《关于中央人民政府中心区位置的建议》（简称“梁陈方案”），送给中央人民政府、中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人民政府的领导。梁先生还写信给周恩来总理表示要当面汇报这个建议。

“梁陈方案”提出完整保护北京旧城的思想，主张把中央政府行政中心建在西部，原则是“古今兼顾，新旧两利”。梁陈方案指出：“如果原则上发生错误，以后会发生一系列难以纠正的错误的，关系北京百万人民的工作、居住和交通。所以在计划开始的时候，政府中心地的问题必须最先决定，否则一切无由正确进行。”
后来梁思成先生又发表了《关于北京城墙存废的讨论》、《北京——都市计划的无比杰作》等文章，继续阐述保护北京旧城的思想。然而，20世纪50年代是个激进的年代，容不得学术上的讨论。“梁陈方案”被认为是“在保护文物建筑的借口下连同一切旧社会遗留下来的落后、甚至破烂不堪的劳动人民居住区一起保存下来，由古代的文物建筑来束缚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

接下来，北京城墙也被拆毁了，北京城墙那是“中国的颈环乃至世界的颈环”，是“一串光彩耀目的璎珞”呵！但是，有的人什么都敢拆，从五六十年代拆城墙，一直到2000年拆毁了保护完好的四合院，他们还有什么不敢拆的呢！

今年4月20日，是梁思成先生诞辰100周年纪念日。此时此刻，回想往事，感慨万千。今天北京城市建设处于两难境地，新旧建筑混杂，很难发展，这和当年否定“梁陈方案”有很大关系。“梁陈方案”被否定是个悲剧，更是中国现代文化的最大悲剧。
（二）
梁思成先生保护北京旧城的思想，有很清楚的发展脉络，这和他长期呕心沥血研究中国古建筑是分不开的。

20世纪初，日本学者伊者忠太、关野贞，英国学者叶慈，德国学者艾克、鲍希曼，瑞典学者喜仁龙等，搜集中国古建筑资料，研究中国建筑文化，出版了不少书。但当时中国的学者反而无力研究中国古建筑，甚至连中国人学习中国建筑史者要依靠外国学者编著的书籍。

1919年，朱启钤先生在南京江南图书馆发现了久已失传的《营造法式》丁氏钞本，不久此书即由商务印书馆影印。《营造法式》的发现和出版是中国建筑文化史上的大事，但此事在当时是一本无人理解的天书。

20年代末，朱启钤创立中国营造学社，这是中国近代建筑史上最具规模的研究机构。1931年，梁思成先生出任中国营造学社法式部主任，他和刘敦桢、林徽因先生等人餐风宿露，历尽艰辛，踏勘过十五个省的两百个县，研究过的古建筑超过二千，奠定了中国人研究自己的建筑遗产的基础，使中国建筑文化重放异彩。他们的研究和《营造法式》相印证，找到了开启中国建筑研究大门的钥匙。

梁思成先生写于1932年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是中国人首次运用科学方法详细调查中国建筑的成果。梁先生说：“近代学者治学之道，首重证据，以实物为理论之后盾，俗谚所谓‘百闻不如一见’，适合科学方法。艺术之鉴赏，就造型艺术言，尤须重‘见’。读跋千篇，不如得原画一瞥，义固至显。律斯旨以研究建筑，始庶几得其门径。”

梁先生强调说：“故研究古建筑，非作遗物之实地调查测绘不可。” 梁先生的学生、古建专家傅熹年先生认为《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反映了梁先生“通过精密测绘并与《营造法式》印证初步探明宋式建筑设计规律的过程和科学的研究方法，是这方面开天辟地的第一篇重要论文。这篇处女作不仅一举超过了当时欧美和日本人研究中国建筑的水平，而且就透过形式深入探讨古代建筑设计规律而言，也超过了日本人当时对日本建筑研究的深度。”

1937年，梁思成先生林徽因先生发现五台山佛光寺唐代大殿，那年6月，梁思成和林徽因等人，骑驮骡入五台山探索佛光寺。他们早晚攀登工作，或爬入顶内，与蝙蝠臭虫为伍，或爬到殿中构架上，俯仰细量，探索惟恐不周到，摄影测绘，终于弄清佛光寺大殿的准确建造年代是唐大中五十年（公元857年）。日本学者关野贞认为“佛光寺大殿为明代建筑”的说法被修正了。佛光寺大殿是当时中国已发现的惟一的唐代木构建筑，也是中国古建筑第一瑰宝。它的发现是对建筑史研究具有划时代的贡献。

（三）

梁思成先生是中国文物建筑保护的先驱。在前面提到的《蓟县独乐寺观音阁山门考》一文中，他就谈到：“古建筑保护之法，尤须从速制定、颁布、施行……”在审查小雁塔修缮方案时他说：“保护古建筑是要使它延年益寿，不是返老还童。”具体地说明了文物建筑的原则是“整旧如旧”。在《曲阜孔庙之建筑及其修葺计划》、《故宫文渊阁楼面修理计划》（与刘敦桢合作）、《战区文物保存委员会文物目录》、《全国重要文物简目》、《杭州六和塔复原状计划》、《北平文物必须整理与保存》等文中，可以看到梁先生对文物建筑所倾注的感情，以及为文物建筑保护所做的艰苦的工作。

梁思成先生的学生、建筑史学家陈志华认为梁先生是我国提倡科学地保护文物建筑“当之无愧的先驱。他研究中国古建筑，正是日本侵略者占领了东北，长城上烽烟滚滚的时候。这时候乘着大车，跋涉在黄尘漫天的古道上，去寻找千百年前的残址遗构，决不是怪癖，而是出于对处在危急存亡之际的祖国依恋。他去寻找的，是民族记忆的见证和感情的寄托。”

（四）

梁思成先生是中国建筑教育的开创者之一，1928年，他创办了东北大学建筑系；1946年，他创办了清华大学营建系。从《祝东北大学建筑系第一班毕业生》、《设立艺术史研究室计划书》（与邓以蛰、陈梦家合作）、《清华大学营建学系（现称建筑工程学系）学制及学程计划草案》等，可以看到梁先生建筑教育思想发展的轨迹。而梁先生1948年在同方部小礼堂所作的《理工与人文》的学术报告，则进一步阐明了他的“理工与人文必须结合”的思想。梁先生培养了大批建筑人才，这些事已广为人知，就不再赘述。

为了纪念这位杰出的建筑学家，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出版了《梁思成全集》（9卷本）。上面提到的梁先生的重要文章，以及《中国建筑史》、《中国雕塑史》、《营造法式注释》、《清式营造则例》、《图像中国建筑史》等著作都已收录在内，可谓中国建筑界和出版界的盛事。出版界为中国建筑学家出版全集，这是第一次。

（五）

今天，我们怎样来表达对梁思成先生的怀念之情呢？

今年4月，在中国美术馆举办了“梁思成纪念馆方案展览”。但这个展览并不是一般的纪念性展览，既是对历史的追忆，更是当代建筑实验和当代艺术实验的展示，是着眼于未来的纪念。参加此次展览的作者有做实验建筑的青年建筑师，还有在国际上比较活跃的当代实验艺术家，因此构成了展览的实验性质和当代艺术色彩。需要一定的当代艺术和当代建筑的知识背景，才能理解这个展览。

展览邀请张永和与非常建筑工作室做展览设计，设计者考虑到中国建筑的两个基本元素——砖和木，用混凝土砌块和大芯板作了展场和围合，但这些材料又不是原始的砖和木，已是经过“现代”处理过的材料。在美术馆原来的古典式展厅中，分隔成内外和上下的展览空间。观念在展厅中穿行，还可走上“城墙”，美术馆单调的展厅忽然变成建筑师的游乐场。董豫赣的方案名为《梁思成纪念文集》，是一本手工制作的书，上面有“批评即纪念”的文字。翻开书，还可发现建筑的片断。王家浩的移动纪念馆、烟台大学建筑系两位学生所作的“电话亭”等，也都是很有想法的方案。

当代艺术的介入是这次展览的一大特点。艺术家汪建伟的作品《刻舟求剑》，以电脑三维动画演示，在建筑方案中显示空间和时间的变化，也暗喻在时空变幻中“纪念”有可能是“刻舟求剑”。艺术家宋冬的录像装置呈现的是西单中口的景象，使人联想到梁思成先生和北京旧城的关系。

颇有意思的是建筑师以当代艺术所做的方案。建筑师李巨川的《北京城墙2001》，是以行为/录像形式提出的梁思成纪念馆方案。作者请两个北京女孩和他一起搭乘出租车，沿北京二环路（原北京城墙位置）环行一周，同时用摄像机记录两个女孩在车上的情况。作品的两个基本来源是：一、梁思成和北京城市历史的特殊关联；二、北京这个城市给作者的直接感受。于是，作品成为一些十分不同东西的汇集：老北京城墙，出租车，都市女孩，梁思成所面对的北京和作者所面对的北京在此重叠。如果梁思成当年的建议被采纳，老的北京城墙被保留，那么，今天的北京将是一幅什么样的景象呢？这是作者感兴趣的事。但是，这个作品并不是对这样一种情况的想象和呈现。这个作品实际上是：一个今天的建筑师对一个被“擦掉”了的建筑物的重写。

建筑师刘家琨参展的是《李庄笔记》行为/照片。抗战时，梁思成和中国营造学社迁到四川李庄，继续进行艰苦的古建筑研究工作。刘家琨3月17日到李庄，找到了“抗战时期中国营造学社旧址”，还发现了梁思成、林徽因的名字，旧址堂屋早已废弃不用，家具积灰，墙皮剥落。墙角堆放着农具、粪桶。还找到了当年的房东。几十张照片，形成一组观念的连环画。“天井里鸡走鸭奔，猪在哼哼，除了老墙和老人，当年那些情愫者荡然无存了——荡然无存的远远不止这些。我们几乎是把他们毕生呵护的东西都破坏殆尽了，才又来纪念他们。”照片下这行文字，让我尤为感慨。

梁思成是中国建筑史研究的奠基人，是中国建设教育的开拓者，是文物建筑保护的先驱，他的“梁陈方案”，在中国城市发展史上具有极其重要的意义。对梁思成这样一位有世界影响的建筑学者的纪念，绝不应是盖一座庙一样的建筑，把他们的灵魂囚在封闭阴暗的空间中。年青人的纪念体现了中国实验建筑新的学术动向，而对于中国美术馆来说，当代艺术的展示则开启了新的可能性。

《三联生活周刊》介绍此次展览文章的标题是《不为怀旧的纪念》；《建筑时报》的长篇报道标题是：《探索是最好的纪念》，可以说点出了此次展览的主题，也是人们纪念梁思成先生的学术态度。

梁思成（1901—1972），广东新会人，他是中国当代杰出的建筑学家、国际知名学者，被陈毅将军赞誉为“国宝”。1923年清华学校毕业。赴美留学，1927年获硕士学位，同年入哈佛美术研究院学习。1946年任清华大学教授，创建建筑系并任系主任直至去世。1955年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

不是梁思成，他是中国古代建筑的继承者，城市规划学的奠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