夕又米人怎么样:如何走进巴金的文学，了解巴金？？

新华网上海频道记者 赵兰英10月17日报道：一个多世纪的生命长河，淌过崇山，流过峻岭，穿过峡谷，在这一刻停留了。巴金，多少人在呼唤这一名字，多少人在哀哭中国文坛的参天大树倒下了。

伟岸的巴金，是以他卓越的人品、文品，屹立在中国文坛，存活于人们心中的。他留给我们的财富，是以数字无法计算的，是以金钱无法买到的，是以文字无法表全的。文坛，因他而生辉；国家，因他而美丽；人民，因他而自豪。

“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你是光，你是热，你是二十世纪的良心。”10年前，曹禺先生书下此言，赞美巴金。

1927年，巴金以第一部小说《灭亡》，被人们认识以后，正是以自己全部的光和热，逐渐成为中国文坛的领军人，并且长达数十年之久，无人可以替代，没人可以撼动。巴金的光和热，是他26卷本的不朽著作和10卷本的精采译著。这一笔丰赡财富，中国几代人已经享受了，还会被几代、十几代甚至更多的人享用。巴金的光和热，更是他高尚的精神境界和完美的人格力量。这一笔巨大财富，更被人推崇，为人瞻仰，受人感化。

爱国主义，是巴金两大财富的重要基础。从年少到年衰，巴金的爱国情怀，从未受任何环境的影响而改变。反之，更热烈。在过去的一个世纪中，中国风云跌宕，世事乱变。她，曾经受三座大山压迫，贫穷、落后、愚味。她，曾经受种种干扰，走过许多弯路，使人迷惆、心虑、屈辱。巴金没有厌弃这一切的一切，始终用行为，追求心中的理想，表达自己的情愫。

巴金12岁那年通读了《说岳全传》，深深被岳飞的爱国精神、民族精神震动。一个偶然的机会，他得到了祖父珍藏的《醉墨山房诗话》。书中，明代诗人兼书画家文征明的《满江红》词，使巴金爱不释手，百看不厌。巴金一直将这本书珍藏在身边，即使在“文革”动乱中，家被数次抄劫，这本书也没有被毁。上世纪90年代，巴金在众人的劝说下，到杭州休养。从来怕麻烦别人的他，有一天却提出了要求，想去拜谒岳坟。在岳飞塑像前，轮椅上的巴金目不转睛，久久地凝视着。身边的工作人员深深被这一情景感动，谁也不轻易移动一下脚步。后来，他们来到文征明《满江红》词碑前。此时，年过九十，平时说话吐字不太清楚的他，却象小学生那样吟诵起这首词来，那声音越来越清楚，越来越高亢：“拂试残碑，敕飞字、依稀堪读……笑区区、一桧亦何能，逢其欲。”每一句、每一字，其实巴金早就熟背心底，融化在血液中。

巴金是一个不善言笑的人，双眉总是紧锁着。冰心老人曾经快言快语笑评她的这位“老弟”：“他很忧郁。我看，他痛苦时就是快乐着。”忧郁、痛苦，是巴金爱国情怀的一种表现。他是一个理想主义者，并且终身都在追求着。他希望他的祖国强大起来，人民富足起来。他曾说：“我写作不是我有才华，而是我有感情，对我的国家和人民，我有无限的爱。我用作品来表达我的无穷无尽的感情。”

这是一段巴金撰写的关于《灭亡》的创作经过：“每夜回到旅馆里，我稍微休息了一下疲倦的身子，就点燃了煤气炉煮茶来喝。于是，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敲响了，沉重地打在我的心上。在这样的环境里，过去的回忆继续来折磨我了。我想到在上海的活动的生活，我想到那些在苦斗中的朋友，我想到那过去的爱和恨、悲哀和欢乐、受苦和同清、希望和挣扎，我想到那过去的一切，我底心就像被刀割着痛，那不能熄灭的烈焰又猛烈地燃烧起来了。为了安慰这一颗寂寞年轻的心，我便开始把我从生活里得到的一点东西写下来。每晚上一面听着巴黎圣母院的钟声，我一面在练习簿上写一点类似小说的东西。这样，在三月里我写成了《灭亡》底（的）前四章。”

1979年，巴金率中国作家代表团访问巴黎。这是离别巴黎半个世纪后，巴金第一次再踏上这片国土。故地重游，对于任何人都会有很多感慨。然而，每天清晨，巴金静静地坐在窗前，眼前看到的不是巴黎的街景，而是北京的长安街、上海的淮海路、杭州的西子湖、成都的双眼井，广州的乡村……他说：“就这样，我每天回到我亲爱的祖国，心里很充实。离开祖国，我有一个明显的感觉，我是中国人。这个感觉，50年前也有过。我们常把祖国比作母亲，祖国确实是母亲。但是，过去这位母亲贫病交加，朝不保夕，哪里管得了自己儿女的死活。可是，今天不同了。出了国境，无论在什么地方，我总觉得有一双慈爱的眼睛关心地注视着我。不管你跑到天涯海角，你始终摆脱不了祖国，祖国永远在你身边。”

在很多荣誉前，在许多外事场合，记者多次听他说：“我生长在中国，我的一切都属于中国人民。”1983年，巴金在获得法国荣誉勋章时，对前来授勋的法国总统密特朗说：“谢谢总统阁下光临上海，在我病中给我授勋。我认为，这并不是我个人有什么成就。这是总统阁下对我们社会主义祖国的尊重，对历史悠久的中国文化的尊重。这是法国人民对中国人民友好的象征。”

“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

巴金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积极支持者和参与者。革除旧思想、旧意识、旧制度，迎来一个具有民主、自由与科学精神的新中国，是巴金毕生理想。

用全部的真诚和热情，关爱人民，“让每个人都有住房，每个口都有饱饭，每个心都得到温暖”，巴金的心里始终珍藏着这一美好的愿望。

巴金出生于成都正通顺街一个封建大家庭。仁爱的母亲，是他人生的第一个老师。他从母亲这里懂得了爱，懂得了宽容。巴金幼年另一位老师是轿夫老周。那时，他常去马房，躺在老周的烟灯旁，听他讲故事。每讲完一个故事，老周总要教育他：“要好好地做人，对人要真实，不管别人待你怎样，自己总不要走错脚步。”“自己不要骗人，不要亏待人，不要占别人的便宜……”他还时常去厨房，帮助他们烧火。坐在灶前的石头上，巴金不停地把柴放进去，结果常常把火弄灭了。这时，老周就把他拉开，用火钳往灶膛里捅几下，火又蹭地烧起来了。老周放下火钳，关照巴金：“你一定要记住：火要空心，人要忠心。”

成年后的巴金，一直在思考这个问题：是什么精神和力量，使瘦弱的老周在那样困苦的条件下，讲出这番深刻的道理。这就是仁义、道德、忠爱。而恰恰这些，正是中华民族的精神之根，是为人之本。

巴金是一个不善言谈的人。他把他的爱，他的思想，反映在他的作品中。由此，巴金的每一部作品，几乎都反映了时代的呼声、人民的要求。反帝、反封建、反压迫，呼求平等、自由、幸福，是巴金作品的主要内容。这也是巴金作品，在经历70多年后，仍为今天的读者，接受与喜爱的根本原因。

在巴金许多文论中，我们可以读到这样的文字：“我们的生活信条应该是：忠实地行为，热烈地爱人民，帮助那需要爱的，反对那摧残爱的，在众人的幸福里谋个人的快乐，在大众的解放中求个人自由。”“我的生活的目标，无一不是在帮助人，使每个人都得着春天，每颗心都得着光明，每个人的生活都得着幸福，每个人的发展都得着自由。”“我的敌人是什么，一切旧的传统观念，一场阻碍社会进化和人性发展的不合理制度，一切摧残爱的势力，它们都是我的最大的敌人。”

他善待每一个人。在朋友面前，总是赤诚地捧出自己的心。50年代，作家萧乾受到莫须有的批判。这时候，昔日的朋友，避之不及，形同陌路人。只有巴金，在公众场合，大声地唤着他，大方地坐在他的一边，悄悄地关照他：要谦虚，要谨慎。而当曹禺，头上的头衔越来越多，越来越高时，他却批评他：不要太顾及事务，应该多写些好作品。曹禺逝世后，他又嘱人帮助曹禺夫人李玉茹，整理出版曹禺未发表过的文稿，留下曹禺在最后的真实形象。

巴金对于他人的关心，从来都是润物细无声的。天冷了，巴金站在窗前，看到在风中修整花苗的师傅，就担心师傅会冻着，便赶快让家人买来羽绒背心和棉帽送去。小张、小吴，从农村到巴老身边工作，一晃多年过去了。巴金一直担心，自己百年后，这2个孩子怎么办？有一天，时任中国作协党组书记的翟泰丰来探视，问巴老有什么要求？从来不象组织提任何要求的他，不假思索地提出：希望安排好小张、小吴的工作。一桩桩、一件件，在巴金身边或与巴金有过接触的人，都会说出许多故事，由衷地说一句：“巴老这个人就是好。”

仁爱、忠诚、正义、自律，人道主义相伴巴金一生。

“让生命开花”

文品与人品的高度一致，是巴金身上最为感染人的地方。

巴金在晚年，多次与记者谈及这样的话：“我现在不能工作了。但是，我的一颗心还在燃烧。我要用实际行动来证明，我所写的和所说的，到底是真是假，说明我究竟是怎样一个人。”探究巴金的一生，是巴金人格不断完美的一生。而贯串始终的，是他的“让生命开花”的奉献精神。

在巴金的随笔、序跋、通信、言谈中，我们读到许多巴金关于“让生命开花”的论述，我们更看到一位有着独立人格思想的老人，渴求生命开花的迫切心情：

“世间有一种不能跟生存分开的慷慨，要是没有了它，我们就会死，就会从内部干枯。我们必须开花，道德、无私心，就是人生的花。”－－《朋友》（1936年）

“写到这里，我的眼前起了一阵雾，满腔泪水中我看见一朵巨大的、奇怪的、美丽的花。那不就是沙漠中的异卉？不，不是。我从未到过沙漠。它若隐若现，一连三天，不曾在我脑中消失，也有可能它永远不会消失。它就是生命的花吧。”－－《致卫缙云信》（1986年）

“我愿意再活一次，重新学习，重新工作，让我的生命开花结果。”－－《给和平街小学学生的信》（1990年）

“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结果。否则我们就憔悴地死去。我仍在思考，仍在探索，仍在追求。我不断地自问：我的生命什么时候开花？那么就让我再活一次吧，再活一演，再活一次！”－－《让我再活一次》（1991年）

“有人问我，生命开花是什么意思。我说：人活着，不是为了白吃干饭，我们活着要给我们生活在其中的社会添一点光彩，这个我们办得到，因为我们每个人都有更多的爱，更多的同情，更多的精力，更多的时间，比维持我们自己生存所需要的多得多，只有为别人花费了它们，我们的生命才会开花。一心为自己，一生为自己的人什么也得不到。”－－《致东城根街小学的信》（1991年）

……

巴金还在刚踏上文学之路时，朋友约他到自己办的书店做编辑，每个月给80元大洋。可巴金却说：40元就够了。他将第一部小说《灭亡》的稿酬，给了一位生活困难的朋友。30年代至40年代，是巴金创作的高峰时期，他却将14年的宝贵时间，用在编辑他人的书上。而且不取分文。解放后，他是中国唯一不拿工资的作家。晚年后，他悄悄地，将稿费、将藏书，一一捐了出去。老舍之子舒乙先生曾回忆这一幕：原中国现代文学馆开馆时，巴金虽行动不便，还是来剪彩了。那天，他端坐在沙发上，手往口袋里掏呀掏呀，最后摸出一个纸包来，交给舒乙，说道：“刚收到的稿费，上缴。”舒乙说：“我当时真不知道说什么好。他这个人完全透明。爱祖国、爱人民，乐于奉献自己。”

在中国文坛，一代又一代作家，感受到巴金生命之花发散而来的幽香。1936年，在鲁迅先生的葬礼上，胡风的钱包被人偷了。巴金曾看到胡风掏钱给人，又随意地把钱包往口袋里一塞，当时就当心，人这么多，会不会被人偷走。想去提醒他，又挤不过去。葬礼结束后，人群像潮水似地散去。巴金看到，胡风在原地正着急地寻着什么。赶忙走上去一问，钱包果真被人偷走了。巴金当场就建议：“胡风替公家办事丢了钱，大家应当帮助他。”那时，巴金在文化生活出版社任总编辑，便和社长吴朗西商量，以预支稿费的方式，解了胡风的燃眉之急。30年代，刘白羽还是一位名不见经传的文学青年。一个偶然的机会，他见到了巴金。巴金告诉他文化生活出版社准备出版一部他的作品集。刘白羽自然很高兴，但着急自己连一篇剪稿都没有带来。这时候，巴金拿出一个纸包，说道：“我已经帮你编好了，你只要自己再看看有没有修改的地方。”刘白羽拿来一看，自己在这一年中发表的作品，全被剪贴在这里，整整齐齐。这便是刘白羽的第一本小说集《草原上》。

在他身边工作40余年的徐钤，平实地概括了巴金在他心中的印象：“他总觉得自己欠别人的。所以，他要付出，他要奉献。而现实生活中，大多人总认为别人欠自己的。于是，心态很不平衡，怨这怨那。要说我们和巴老的差距，也就在这点上。但是，就这点差距，很难赶，赶也赶不上。

一个世纪的不凡人生，巴金为社会创造了无比辉煌的财富。而他在最后，对自己却是那样“苛刻”：他一次次提出，不能工作了，是废人了，不要用好药了，安乐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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