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生花电视剧14集:刘伯承个人简介？

戎马一世，勤学一生；施计用兵，略胜孙吴；指挥若定，出神入化；雄才大略，古名将风。

刘伯承（1892~1986），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始人和领导人，现代军事家。1911年参加辛亥革命，入学生军，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加入中国共产党后，组织过沪顺起义、南昌起义，先后任过中央红军总参谋长、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第二野战军司令员、军事学院院长、中央军委副主席等职。他对中国革命军队的建立和壮大，对革命战争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对我军向正规化现代化的迈进都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1． 坎坷一生元帅路

刘伯承，原名明昭，出身于四川开县张家坝一户贫苦农民家庭。上过私塾，读过高小，后考入官立中学。辛亥革命爆发时，刘伯承已经十九岁，他立即加入到推翻封建统治的斗争中，参加了学生军，次年入重庆陆军将校学堂速成班，毕业之后被分到蜀军第五师任司务长。护国战争爆发后，他又改任排长，由于作战勇敢，他被火线提升为连长，可是蜀军很快被袁世凯的军队打败了，就连指挥讨袁的蜀军总司令熊克武也被打跑了。部队失散，刘伯承回家暂避，不久，救国心切的刘伯承再次出来投身到革命斗争之中。

1916年，在讨袁护国斗争中，刘伯承组织起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很快这支队伍发展到两千余人。他率军攻下丰都，在反动军队的反扑他负重伤失去了右眼。然而，由于他指挥有方，作战勇敢，年仅二十四岁的刘伯承落下了川军名将的美称。

刘伯承在川军中战斗了十年，参加了护国、护法战争，也参加了军阀之间的战争。他看到战争给老百姓带来的是痛苦和灾难深感不安。1926年，刘伯承在吴玉章等人的引导下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受党的委托，为配合北伐战争，他与杨阐公一起组织了沪州、顺义起义。蒋介石叛变革命，国共合作破裂之后，刘伯承从四川东下，奉党的指示，到南昌与朱德等将一起组织了南昌起义。起义失败之后，刘伯承等人潜往香港，1927年冬转到上海。在上海躲避期间，正遭通缉的刘伯承被染上恶习的儿子告发，几遭逮捕。在党组织的安排下，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躲过了反动派的追捕。

从苏联回国后，刘伯承任中央军委总参谋长，协助周恩来、朱德指挥了第四次反“围剿”并取得了战争的胜利。面对“左”倾路线和李德的瞎指挥，刘伯承敢于站出来进行斗争，他告诫李德：“如果我们不停止这种拼消耗的战术，采取机动灵活的方针，根据地将会丧失，红军将会拼光，我们将变成千古罪人。”他的正确意见不仅未受到重视，还被免了总参谋长的职务。

红军在惨痛的失败中开始总结教训，1935年1月，红军打下遵义之后召开中央紧急会议，刘伯承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意见。毛泽东主持中央军委工作之后，刘伯承的军事道路渐入顺境，在长征途中，每遇关键时刻，他总是亲临前线指挥。在后有数十万追兵，前有金沙江天险的情况下，许多人怕部队过不了江，毛泽东却风趣地说：“朱德同志说，四川称刘伯承是一条龙下凡，江水怎么会挡得住龙呢？他会把我们带过去的！”刘伯承果然不负众望，使大军安然渡江。他还组织了智取遵义、强渡大渡河、巧过少数民族区域等重大军事行动，为红军的长征立下了不朽的功绩。

抗日战争中，刘伯承任一二九师师长，与政委邓小平率部深入敌后，在太行山建立了晋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组织指挥了奇袭阳明堡、伏击神头岭、巧胜七亘村等战斗，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打破了敌人的十三路“围剿”。在抗战胜利前夕，他率部大举对日寇反击，歼灭五万余，收复县城五十九座。

解放战争时期，刘伯承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他组织了上党战役，歼敌十三个师。随后又打了平汉战役，歼敌二个军，接着战陇海，下定陶，挥师南下，按毛泽东的部署，千里跃进大别山，为解放战争的胜利打下了楔子。刘伯承与陈毅的华东野战军组织了淮海战役，一举歼敌五十五万多；奠定了全国胜利的基础。随后渡过长江，打下南京城，挥师向南，解放了华东和西南地区。

全国解放之后，刘伯承辞去了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之职，创办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为军队的正规化和现代化积极努力。刘伯承在军事学院任院长七年多，他常常亲自审定教材，参加演习，使军事学院的建制和课程设置逐步趋于完善。然而，正当刘帅呕心沥血地为军事教育而工作时，不公正地打击降临到他的头上。1958年夏天，反对“教条主义”的斗争斗到了这位六十六岁的老元帅头上。七月的一天，高烧三十九度的刘帅被召回京，在怀仁堂千人大会上作检讨。此后在长达十余年的时间里，老元帅失去了战争胜利带来的愉快，经常缄默不语。但他仍然关心着军队和国家的建设，他受的不白之冤历史早已作出了公正的结论，他的功绩和贡献已被永远载入史册。刘帅的坎坷经历使他的一生具有了更浓的传奇色彩。

2． 精谋巧计胜孙吴

刘伯承出身行伍，戎马一生。他带兵打仗不但有勇，更善用谋。在川军之中他就有了名将之美称。加入革命队伍之后，他善于学习，勤于动脑，使他的指挥艺术逐步达到了出神入化的地步。

在红军长征的路上，智取遵义城、巧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沪定桥等一系列战争奇迹都是刘伯承指挥先遣队创下的。

在抗日战争中，刘伯承率领八路军一二九师深入山西抗日前线，他利用日寇的轻敌麻痹派出一个营夜袭阳明堡机场，取得炸毁敌机数十架的战绩。为了有效地消灭日军，他利用围城打援之术，在神头岭巧设伏兵，打潞城诱敌出援，一举歼敌千余名，这在抗战初期算得上是辉煌的战果。他利用兵家之忌，在山西七亘村边疆两次设伏，使日军白白多送上百余条性命。在抗日战争中敌我力量对比相去甚远，我军采用的多为游击战术。刘伯承把游击战的指挥艺术发挥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他说：“游击战争的‘游’就是机动，‘击’就是歼灭敌人；‘游’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他为游击战总结出一系列简练有效的战术方法，诸如“攻击一点，吸其来援，啃其一边，各个击破”；“猛虎掏心”，“釜底抽薪”；“狼的战术”、“麻雀战术”、“黄蜂战术”；还有“拖刀计”、“杀回马枪计”、“吸打援敌计”等等。

在解放战争中，刘伯承的指挥艺术达到了臻于完美的地步。他一战上党，歼敌十三个师三万余人，给了到解放区抢地盘的国民党军队当头一棒；再战邯郸，歼灭敌人两个军，有力地支持了毛泽东的重庆谈判。随后他奉中央指示，挥师向东横扫，然后下定陶、打巨野、战滑县，直杀得国民党军队摸不着头脑，连续五战五捷，歼敌十个半旅，计七万余人。

千里跃进大别山应该说是刘伯承军事指挥艺术的杰作，这场战争，与其说是斗勇不如说是斗智。当时解放军尚处劣势，第二野战军离开根据地挺进鲁豫已经处在虎狼夹击之中。为了掩盖真实的用兵企图，刘伯承指挥军队作出许多“示假”举动，把敌人引入迷途。刘伯承首先指挥军队打了鲁西南战役，使敌人误以为我军要夺陇海，于是调兵防守；随后，命令部队在黄河渡口佯攻，造成北进回归根据地之势，蒋介石立即调三十个旅分五路开进郓城、巨野。然而，刘邓大军的行动方向却相反，甩掉大后方向南挺进，完全打无后方战役，到此时蒋介石还以为刘邓大军是在不能渡的情况下被迫南窜。只有到了刘邓大军渡过涡河、沙河、黄泛区之时，蒋军才明白了我军的意图，但为时已晚。我军挺进大别山后，如同在敌人的腹部楔进了一支钢钉，使蒋军随时都深感不安。这一举措牵制了蒋军南线兵力的一百六十个旅中的九十个旅。为解放战争的胜利设下伏笔。

3．勤思善学成儒将

刘伯承一生刻苦勤奋孜孜以求，使他不仅走完了从士兵到元帅的进步道路，而且成为无产阶级军事家，被誉为“儒将”。

在我军将领之中，刘伯承学习刻苦是出了名的。他从小就崇尚古人“头悬梁”、“锥刺股”的刻苦精神。读私塾时常常最先到校，最后离校，他不仅把课文背熟，而且连注释也背下来。到了中学和军校，他更是勤奋刻苦，以致各科成绩都很突出。步入行伍之后，他仍不忘学习。

大革命失败之后，党派刘伯承到苏联学习，进苏联红军高级步校时他已经三十六岁了。到了这个年纪再学外文是相当困难的。但他从字母和发音开始，用了两年多的时间竟然攻克了外语关，并获得了俄文和各科成绩优秀的佳绩。毕业时他已经能够准备地翻译俄国的军事理论著作。

回国之后，成为我军第一位翻译科长。他借助俄文工具，系统研究了罗马战史、拿破仑战史、日俄战争史等，开阔了军事视野。还系统研究了苏军的条例、条令、作战理论，增长了正规化军队和打现代战争的知识。

在革命战争年代，刘伯承的大部分时间在前线度过，他常常在炮火之中细扣兵书，置生死于一旁，而入心思于兵法之中，不绝于耳的枪炮之声时常成为他研读兵书的伴奏曲。比如，1941年八路军总部送来一部《合同战术》的译稿请刘伯承校订。一年后这部译著校订好并复印，刘伯承在评序中写道：“这本书在校正中经过三次反扫荡的作战”。当时正值抗日战争最残酷的阶段，几乎天天在打仗，左权同志就是在这期间牺牲的。即使如此，刘伯承也不忘校订工作，他把这项工作看作是学习任务。此后《合同战术》下部的译稿又送到刘伯承的手中，校订完成并复印时，刘伯承作序写道：“我在上爱国自卫战争前线时，带上这本《合同战术》及其译稿，才真正开始校正与补译。幸好在敌人飞机大炮坦克的督促与我参谋同志帮助绘定之下，……完成了出征前一切工作”。《人民日报》报道说：“刘伯承将军在戎马倥偬之中完成《合同战术》一书下半部之校译，计十万字。此为一百天来刘将军歼灭蒋军十一个旅之外又一重大贡献。……一百天来，刘将军驰骋于冀鲁豫大平原上，五战五捷，平均每二十天作战一次。”“刘将军在极度繁忙的自卫战争中，稍有空隙立即开始校译。”

刘伯承的勤奋好学还在于他对战争经验的总结和思考。他从不放过任何一次有影响的战争或战役，认为那里面有鲜血和生命铸成的经验与教育。从南昌起义的失败，到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重大战役和战斗，刘伯承常常都有系统的思考与总结。他强调“用兵从实际出发，使主观符合客观。”

刘伯承刻苦学习古今中外的军事理论，认真总结实践经验，使他形成了自己独到的军事理论。他提出了生动形象的“五行术”，在“五行术”中把我军看成战争主体，把任务当作中心，把敌情看作前提，把时间和地形看作物质条件。他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他集毕生的心血形成了系统的军事理论。

对刘伯承的刻苦勤奋，朱德称赞道：“刻苦学习，学而不厌。”陈毅元帅则称赞说：“苦学入梦寐，劳生历艰难”。就连国民党的高级将领也感慨地称：“刘伯承廉洁虚心，不断求知，与国民党将领比较，诚不谛鹤立鸡群。”

4．呕心沥血办教育

“治军必先治校”是刘伯承的名言，他也身体力行。为此奋斗了一生。早在中央苏区，他就担任过红军学校的校长兼政委。长征途中，他是中央红军的总参谋长，先后担任了红二方面军和四方面军的红大校长。到陕北后，在繁忙的战争指挥中，兼任中央红军大学副校长。解放战争，率领大军转战南北，在担任第二野战军司令员的同时兼任二野军政大学校长兼政委，指挥战争之余，还亲自任教，以一个教官的身份出现在学员面前。

全国解放以后，刘伯承初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他接受了办学任务，辞去了军政职务，创办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他担任第一任院长，后任院长兼政委。

在解放初期，百废待举，万事待兴的艰难环境下，他强支病体，和教员、干部一起摸索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办好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道路。他千辛万苦地选拔教员，字斟句酌地研究和确定办学方针，逐项科目审定教材。在和平环境下我军形成的办学方针，高级军事学院的课程设置和内容选定都凝结着刘伯承元帅的心血。建国后刘伯承主持军事学院的工作达七年多的时间，为军事教育事业作出了不朽的贡献。

在办学过程中，刘伯承倡导良好的学风和校风。校风是育人的重要环境，学风是成长的重要条件。为了使刚刚办起的学校尽快形成良好的风气，他在很短的时间内使学校建立起完整的正规化规章制度，仅通过严格管理保证了这些制度的贯彻执行。

为了适应现代化正规化的需要，刘伯承亲自审定教学内容和教学方针。他提出了“战术为经，技术为纬，经纬交织，纵横联系，编织起来”形成整体的训练指导原则。他强调把训练和培养善于组织指挥现代化诸兵种协同动作的指挥员作为高级军事指挥院校的培养目标。

办学离不开师资，他提出并采用“速成”“速办”等方法提高教员的专业水平，提倡“尊师重教”以促使教员对教学工作的热爱。刘伯承十分关心教材问题，他主张教材要少而精，内容要准备无误。他要求提法妥当，用语准备科学，标点符号无错误。他还常常在百忙之中亲自抓教材的编写、翻译、校对、出版等工作。

为了形成良好的办学风气和领导作风，他提倡“人人当院长”，“执事者各执其事”各负其责。倡导“共同学习政治，各自钻研业务；统一集中领导，单刀直入基层；集中领导，分工负责”的工作方法和领导作风。

刘伯承办教育其成绩是显著的，毛泽东在《给军事学院训词》中肯定了刘伯承的成绩，他说：“军事学院的创办及其一年多以来的教育，对于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部队，是有重要贡献的。”

综上所述，用“我军院校的开拓者”和“我军院校之父”等词来描述刘伯承对军事教育的贡献是不过分的。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刘伯承年表

刘伯承原名明昭，1892年12月 4 日生于四川开县赵家场。

宣统三年(1911年)在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 命的学生军。

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

次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

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战争中， 历任连长、团长。

1916年 3月率四川护国军攻占丰都时，头部中弹， 右眼致残。

1923年在讨伐吴佩孚时，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前敌指挥官，屡打胜仗，被誉为川中名将。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

1926年12月与杨暗公、朱德等发动沪州、 顺庆(今四川南充)起义，任总指挥，率部同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

1927年接受中共中央指示后转往南昌，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失败后经香港转赴上海。

1928年留学苏联。

1930年从伏龙芝军事学院毕业， 12月回国，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2年 1月进入中央苏区，任中国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1932年10月任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协助朱德、 周恩来指挥第四次反“围剿”。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用俄语当面怒斥从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而被撤职，调任第五军团参谋长。

1934年底复任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

1935年 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支持毛泽东的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等指挥中央红军四渡赤水。

1935年5月 4日， 指挥干部团强占皖平渡，保证全军安全北渡金沙江。随后任先遣队司令，与政委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

进人大凉山时，坚定地执行中国共产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全军顺利通过彝族区，并在当地留下民族团结的佳话。第一、 第四方面军会合后，他作为总参谋长与朱德随红军总部在左路军。他和朱德坚定地维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方针，同张国焘的分裂活动进行了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在山西前线组织所部进行阳明堡夜袭战、七豆村伏击战等战斗。

1938年后，与政委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指挥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等战斗，沉重地 打击了日军。

随后又取得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和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的胜利，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

1940年组织部队参加百团大战，破袭正(定)太(原)、平汉、自(圭)晋(城)和(大)同蒲(州)铁路交通线。

1943年 9月赴延安。

1945年 6月当选为中共 第七届中央委员。

1945年 8月20日，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1945年9月至11月与政委邓小平指挥上党战役和邯郸战役，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和打通平汉路的企图。

1946年 6月，与邓小平政委奉主力部队在十个月内连续组织陇海、定陶、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九个战役，歼敌十二万余人，挫败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

1947年 6月，与邓小平率十二万大军突破黄河河防，指挥鲁西南战役，随即千里跃进大别山，重建大别山根据地。

1947年10月，蒋介石派白崇禧指挥 33个旅围攻大别山。 12月，刘邓决定以邓小平等率主力在大别山坚持内线斗争，刘伯承率一部北渡淮河，调动敌人。刘邓大军和进军豫皖苏的陈(毅)粟(裕)野战军和进军豫西的陈(赓)谢(富治)集团互相配合，经十个月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进一步陷入被动。

1948年 5月，任中原军区司令员。

1948年11月，与邓小平、陈毅、 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野战军进行淮海战役。

1948年12月15日，与邓小平、陈毅指挥中原解放军将国民党军第十二兵团全歼于宿县以南的双堆集地区。

1949年 2月，中原野战军改称第二野战军，刘伯承任司令员。

1949年4月，与总前委其他领导人一道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解放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 区。

同年冬，指挥第二野战军主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第一野战军的配合下进军大西南，执行远距离迂回包围的方针，解放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

1949年12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

1950年冬，他领导组建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任院长兼政委。

1954年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

1957年9月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

1958年被扣上教条主义的帽子而受到错误的批评。

1959年后曾负责中央军委的战略研究工作。他是中共第八届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66年 1月起任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他还是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82年，因年高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

1986年10月 7日在北京逝世。

刘伯承饱读古今中外军事著作，结合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钻研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对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都有独到的论述。他的军事谋略和指挥艺术是对毛泽东军事思想的重要贡献。他的主要军事著作已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他还翻译了苏联的许多军事著作。

刘伯承
1892年生，曾用名刘伯坚，四川省开县人。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1914年加入孙中山领导的中华革命党。辛亥革命时期从军，参加了反对北洋军阀的护国、护法战争，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北伐战争时期，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暂编第十五军军长。1927年参加领导了“八一”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后留学苏联，先后在高级步兵学校及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1930年回国。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总参谋长兼中央纵队司令员，中央红军先遣队司令，中革军委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中央援西军司令员。参加了长征。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解放战争时期, 任晋冀鲁豫军区司令员， 中原军区司令员，第二野战军司令员, 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南京市市长。
建国后，历任中共中央西南局第二书记，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中国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兼政委，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副主席。1959年4月起任第二至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1980年辞去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职务。1982年后因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国家和军队领导职务。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
1955年被授予元帅军衔, 曾获得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和一级解放勋章。
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终年94岁。

故事1

巧妙用兵 两伏七亘村

1937年10月25日，时为八路军一二九师师长的刘伯承获悉日军二十师团的迂回部队向平定县城开进，其运送军械弹药粮草的辎重部队约千余人在测鱼镇宿营。测鱼镇东部的七亘村一带地形复杂，道路弯曲，正太公路由此通过。刘伯承判断，测鱼镇之敌第二天必定经七亘村向平定县城运送军用物资，即令三八六旅三营利用七亘村一带的有利地形，力求打一次漂亮的伏击战，歼击敌军，夺其辎重，切断二十师团的后方补给线。

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听说八路军要在七亘村伏击装备精良、不可一世的侵华日军，非常怀疑。认为国民党的数万正规大军都不能阻挡日军入侵山西，八路军又怎么能与日军相匹敌呢？刘伯承要用七亘村伏击战的胜利，治一治国民党军队的“恐日症”。

10月26日拂晓，天刚蒙蒙亮，驻扎在测鱼镇的日军辎重部队，在200余名步兵的掩护下，沿公路大摇大摆地向平定方向开进。9点钟左右，日军先头部队进入了三营的火力范围，三营战士把这股敌人放了过去，其他敌人看到先头部队部队平安无事，即紧随其向前运动。当敌辎重部队进入三营的伏击圈时，三营抓住战机，向其发起突然攻击，以猛烈的机枪、手榴弹火力大量杀伤敌人。顿时，枪炮声、喊杀声连成一片，直打得敌人措手不及，晕头转向。随即，八路军战士个个像猛虎下山，向敌群冲击，与日军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使敌人的队形大乱。敌人前后被三营的火力和冲入敌阵的战士所截，左右被道路两侧的地形所阻，兵力无法展开，火力不能发挥，掩护部队也发挥不了作用，被八路军战士打得死的死、伤的伤，完全失去了指挥和抵抗能力。后尾掩护的少数兵力见大势已去，惧怕被歼，丢下物资和其他人员，狼狈地向测鱼镇方向回窜。

这次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毙敌300余人，缴获骡马300多匹及大批军用物资，取得了胜利。

敌运输部队被八路军歼灭后，日军运送军用物资的计划落空，前方急如星火，后方亦如热锅上的蚂蚁。日军依据用兵“不得遵常”的道理，认为八路军伏击胜利后，一定会转移别处，绝不再再在七亘村设伏。所以，一面组织部队到七亘村收集、搬运尸体，一面调整力量，准备继续从七亘村一带通过，向平定方向运送军用物资。

刘伯承神机妙算，准确判断敌人运送军用物资未成，前方弹药粮草告急，一定会千方百计再次运送。且向平定前方机动没有道路绕行，七亘村是再次运送物资的必经之路。另外，刘伯承抓住敌人用兵教条的心理，对“不得遵常”的用兵之道，反其道而用之，大胆决定再次在七亘村设伏。为了进一步迷惑日军，诱骗其上当，刘伯承又使用了疑兵之计。当日军派重兵来七亘村实施报复时，他让第三八六旅主力佯装慌忙败退，制造八路军已被驱走的假象。第三八六旅主力在附近山里绕行一圈，乘夜又秘密返回到七亘村设置伏击阵地，主攻任务仍由第三营担负，不过伏击地点由村东移到了村西。

28日上午，敌人由测鱼镇出动，沿原路向平定方向开进。这次，敌人吸取上次遭伏击的教训，以100余名骑兵开道侦察，300余名步兵殿后掩护，辎重部队摆在中间，相信可以万无一失。敌先头部队接近七亘村后，其侦察分队进行了严密搜索。三八六旅三营的战士沉着镇静，严密伪装不动声色，以致敌人走到跟前都没有被发现。在敌人确信没有伏兵，其先头部队的骑兵才摇摇晃晃地通过八路军的伏击地区。待敌辎重部队进入伏击圈后，三营指挥员一声令下，埋伏在七亘村西侧的战士，对敌发起了猛烈袭击。随后，战士们又冲入敌群，与敌人展开了面对面的搏斗。激战到黄昏，又毙敌100余名，缴获骡马数十匹，余敌向平定方向逃窜。

在短短的三天之内，刘伯承指挥八路军部队，采用“重叠的设伏”战术，在七亘村连续两次伏击日军的辎重部队，毙敌400余人，缴获骡马近400匹及大批军用物资，打破了日军“不可战胜”的神话，使侵华日军尝到了八路军的厉害。

七亘村伏击战斗结束后，刘伯承将缴获的日军战马、军刀、大衣等战利品，拿出一部分送给国民党第二战区副司令长官卫立煌，让他看看八路军是怎样战胜侵华日军的。卫立煌亲自点验过目，对刘伯承率领八路军战士对日军作战取得的辉煌战绩，敬佩不已，称七亘村伏击战是大胆巧妙用兵的奇迹，不得不承认：“还是八路军的机动灵活的战术好，接连打了好几个大胜仗”。

故事2

“狭路相逢勇者胜”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像一支利箭直插大别山。25日夜，当刘伯承率野战军指挥部和第六纵队到达汝河北岸，准备渡河时，汝河南岸渡口已被敌吴绍周的八十五师占领了。河上船只，已被敌人搜砸一空。这时，在后面尾追野战军的3个师，距汝河北岸仅五六十里。情况尤分紧急，真有“相逢狭路间，道隘不容车”之势。

此刻，刘伯承把指挥部前移到六纵司令部。在北岸河口附近一间小屋里，召集六纵干部举行紧急会议。

屋里的人注意力高度集中。一直沉默的刘伯承，微微抬起了头，用他分外沉着、安详的眼光巡视了每张焦急的面孔，他开了口：“同志们！情况确实严重，我们已经听到追击我们的敌人的炮声了！如果让后面敌人赶到，把我们夹在中间，不仅影响战略跃进，而且有全军覆灭的危险！”说到这里，他的声调变了，坚毅有力地说：“自古‘狭路相逢勇者胜！’”他用拳斗撞击着桌面，更高声地重复着：“现在要用进攻的手段来对付进攻的敌人，狭路相逢勇者胜！同志们明白吗？从现在起，不管白天黑夜，不管敌人的飞机大炮，我们要从敌人的阵地上打开一条血路冲过去！只要我们坚决勇敢，不怕牺牲，就一定能打过去！”

政委邓小平点了点头说：“我同意司令员的意见，我们就是要用顽强的战斗作风，把敌人压垮，压倒，叫他让路！”

刘伯承和邓小平的进攻命令，通过电话立刻传遍了整个部队。午夜12点，部队开始行动。刘伯承和邓小平亲自来到河边，具体指挥强渡。

六纵队指战员英勇奋战，终于在天亮前杀开了一条血路，突过汝河，占领了南岸阵地。但整个形势仍很紧张。敌人像输红了眼的赌棍，企图夺回阵地，堵住口子，阻止大部队渡河。担任打开道路、副食全军渡河的前卫团，遭到了敌炮火的猛烈轰击，炮弹不时地打到团指挥所的院内。

这时，刘伯承、邓小平突然来到指挥所。前卫团指挥员担心首长的安全，劝他们躲开敌人的炮火，他们没有理会，蹲在院子里，摊开地图，仔细地研究起来，敌人炮火更加密集，刘伯承一边看着地图，一边详细地询问前卫团指挥员是如何部署兵力的，甚至连一些技术上的细节也查问到了。

平时，部队指挥员都非常喜欢刘伯承这样提问题，可这会儿，因为担心首长的安全，他们确实有些不耐烦，急得搓手跺脚。刘伯承看出了他们的心思，严肃地说：“同志啊，不是我信不过，而是你们的任务太重要了！现在，还不能松劲，敌人的反击很猛，能否保住阵地，可是关系到全军的命运啊！”

刘伯承、邓小平亲临前卫团指挥作战，给部队指挥员极大的鼓舞，各级指挥员身先士卒，经过整整一夜的拚杀，不但在南岸站住了脚，而且还不断扩大，在敌阵中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使后面的大部队和直属机关在尾追之敌赶到之前，全部渡过了汝河。

强渡汝河后，刘伯承又指挥部队徒步涉过淮河，率大军进入了大别山区。刘邓大军千里跃进大别山像一把尖刀插进了蒋介石国民党的心脏，把人民解放战争的车轮开到了国民党统治区

故事3

“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

刘伯承元帅有一个幸福美满的家庭，他曾经是七个孩子的父亲。为人们所熟知的儿子刘蒙、太行、太迟，女儿密群、雁翎、解先等人都在不同的岗位上很有成就。唯一令人遗憾、也是鲜为人知的是大女儿刘华北在延安保育院时被敌人暗杀，这件事一直深深刺痛着刘帅夫妇的心。

那是1943年9月，刘伯承夫妇从前线回到延安、参加整风运动并准备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七次代表大会。由于忙着工作，他一直抽不出时间去保育院看望孩子。直到1945年6月七大闭幕，在返回前线的三天前，他才准备抽出两天时间陪陪孩子们。这天他特意准备了小礼物，还洗了澡、刮了胡子，笑着问妻子汪荣华说：“明天，该去看我们的女儿——华北他们了，这回刮了胡子，他们该不怕我扎小脸了吧？”

夏天的夜晚是那样静、又那样长。在黎明还未到来时，刘伯承突然被隔壁窑洞的电话铃声惊醒。他急忙披衣起床，以为是中央有什么紧急通知。通讯员急急忙忙距进来，紧张地说：“中央保育院打来电话，叫你和汪阿姨快去一趟，华北她……”话没说完就停住了。

“怎么，华北她得急病了？”妈妈急于弄清情况。

警卫员说：“电话上叫你们马上就去，我去备马。”

刘伯承挡住他说：“等天亮再去吧，免得惊醒大家。”话音刚落，催促他们的电话又来了。

汪荣华说：“可能是急病，别让老师、阿姨们着急了，咱们就去吧。”

“那就走吧，用不骑马。”

走进保育院，孩子们还在梦中，只有值夜班的阿姨紧张地巡视着，办公室里亮着灯光，在场的人都极紧张，焦灼的情绪笼罩着整个保育院。

当伯承夫妇一走进办公室，所有的人都站了起来。所长拉着他们夫妇的手，声音颤抖着说：“首长，所里今夜出了大事。我们麻痹大意、失去警惕性，华北她……她被敌人谋害了。”如同晴天霹雳，刘伯承夫妇几乎昏倒，虽然他们一时还没弄清是怎么回事。心里却象被戳了一刀，他极力控制着自己说：“安定！……孩子在哪儿？”

所长领着他们带到隔壁的一个小窑洞里，小床上躺着心爱的女儿华北，汪荣华再也控制不住自己，失声痛哭着扑倒在孩子身上：“孩子、好孩子，你睁眼看看爸爸妈妈吧，我们来迟了……”

刘伯承颤抖着又手抚摸孩子的脸，眼泪同样从他没有来得及带假眼球的右眼眶里流出来，打湿了女儿的白被单。

所长悲伤地向刘伯承夫妇讲述了孩子被害的经过：“凶手在半夜窜进院来，迅速暗杀了华北。这是敌人有预谋、有串联的犯罪行为，我们一定要查清，替孩子报仇。”

刘伯承以非凡的忍耐力克制着，只见他额头上冒着豆大的汗珠，全身的内衣都被汗水浸透了。他拉起被单深情地把女儿盖好，对周围的人说：“敌人以为杀了我刘伯承的女儿，我就会对他们手软吗？这是痴心妄想，华北不仅是我的女儿，也是党和人民的女儿！孩子的惨死是有贡献的！它要我们不能忘记阶级斗争，要是敌人不投降，就坚决把他们彻底消灭！正如你们大家分析的一样，这个惨案肯定是政治性的，但我们决不能中他们的计。”最后他又说：“这件事让保卫部门的同志去清查处理，不要草木皆兵，随便怀疑自己的同志，敌人是跑不了的。”

第二天，刘伯承夫妇把女儿安葬在延河之滨、把另一个孩子依然留在保育院里，又整装起程返回太行前线，投入了新的战斗。

故事4

刘伯承的办学公式

南京军事学院的一些老教员、老学员经常谈起这个公式——杨得志+罗哈里斯基+麦克阿瑟-“戈尔洛夫”=X？，其实，这个刘伯承办学公式里蕴含着极为丰富的内容。当然，在描述之前，应该稍加注释。

杨得志，1928年参加红军，历任班长、排长、连长、团长、旅长、师长、晋察冀野战军司令员，是著名的战将，入学时为华北军区第十九兵团司令员。入学后不久，即赴朝作战，先后任十九兵团司令员、志愿军副司令员。

罗哈里斯基，即H·A·韦廖夫金—拉哈尔斯基，苏军中将。1941年8月至1994年6月，任苏军伏龙芝军事学院院长，在军事学术上有较深造诣。时为苏军总顾问，率20多位苏军顾问驻南京军事学院。

麦克阿瑟，1903年毕业于美国西点军校。39岁时任西点军校校长，典型的“西点式”军人 。历任驻菲律宾美军兵团司令、总司令。1941年任远东军总司令，1945年任太平洋美军总司令，盟国驻日本占领军总司令。1950年侵朝战争爆发后，任“联合国总司令”。

“戈尔洛夫”，我国在40年代翻译的一个苏联剧本《前线》中的主人公，是一个盲目自大，保守落后的典型人物。40年代初，延安曾多次上演这个话剧，在观众中有较大影响。这个公式的具体内容是这样的：

杨得志——在这里代表“我”情。因为杨得志是由军事学院调往朝鲜前线的，是将学院教学与战争实际联系起来的桥梁。以我为主，就是从我军实际出发，为我军建设服务。

罗哈里斯基——在这里代表“友”情。吸取苏军的成功经验，为我所用，作为军事教学的参考。

麦克阿瑟——在这里代表“敌”情。即将朝鲜半岛的敌情与军事学院的课堂教学紧密联系，运用最新军事住处辅助教学，有针对性地研究美军装备、编制、指挥、作战等问题。

“戈尔洛夫”——在这里代表保守、落后、机械，也可以说是教条主义的形象化。其意自明，不必赘述。

故事5

“猫论”源自刘伯承

“猫论”，曾和“石头论”一起，被作为邓小平坚持实事求是、坚持实践第一的两个主要论点。“黑猫、白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下简称“猫论”），作为邓小平同志的一句名言，不仅在国内已家喻户晓，人人皆知，而且在国外也遐迩闻名，广为流传。而邓小平“猫论”的提出却是吸收借鉴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结果。

把“猫论”用来阐释一种思想观点的，首先是刘伯承。刘伯承是我军著名的军事家，善于把理论与实际相结合，不拘泥于教条，战略战术机动灵活，以打胜仗为最终目的。因之，这位农民出身的军事家，每逢大战在即，经常脱口而出：“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以此来说明一个相互而深刻的道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消灭敌人，保存自己。由于这句话生动形象，很适合当时干部战士文化水平不高的情况 ，深受一二九师和二野指战员的喜爱。

邓小平与刘伯承既是同乡，又是长期共同战斗的战友，加之他一贯坚持实事求是的作风，无论是指挥打仗，还是领导建设，都特别强调从实际出发。所以，对于刘伯承常说的这句家乡话，自然十分理解，非常赞同，将其从军事领域引入整个社会领域，以之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反对极“左”思潮，倡导和贯彻实事求是的思想。

1962年，我国正处于国民经济调整时期。在农业问题上，由于在农村人民公社的实际工作中，许多地区违反按劳分配的等价交换原则，犯了刮“共产风”和其他平均主义的错误。所以，高速农业生产关系，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成了调整时期亟待解决的首要问题。在这种情况下，作为中共中央书记处总书记和国务院副总理的邓小平认为：调整农村生产关系，“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为了形象地表达这一正确观点，邓小平引用了刘伯承说过的“不管是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这句四川话。在当时的情况下，它充分体现了邓小平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勇气和求实精神，反映了他对调整和改革社会主义内部生产关系的深刻认识。 从此，“猫论”便不胫而走，很快流传起来。

1892年 诞生
12月4日（清光绪十八年壬辰十月十六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张家坝。

1897年 5岁
入私塾读书。

1903年 11岁
读完私塾。随应县试的父亲刘文炳赴县城，目睹父亲因出生吹鼓手家庭被逐出考场，切身感受到社会的不公平。

1904年 12岁
转入灯草坝“汉西书院”读书，开始接触数学、理化、地理等现代科学知识。

1905年 13岁
考入开县高等小学堂。进一步接受新式教育，初步孕育了资产阶级民主主义革命思想。

1906年 14岁
考入夔府官立中学读书。

1907年 15岁
春 因父亲病故，家庭经济发生困难，被迫辍学，回乡务农。

1910年 18岁
从万县乘江轮出川到上海，试图寻找工作，未果，仍返回家乡。

1911年 19岁
年末 到万县参加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有人劝他不要去从军冒生命危险，而应去经商谋个人发达，他慨然回答：“大丈夫当仗剑拯民于水火，岂顾一身之富贵！”

1912年 20岁
2月至12月 考入重庆蜀军将校学堂受训。因成绩优异被选入速成班。毕业后分配到川军第五师熊克武部任司务长。

1913年 21岁
夏 由司务长改任排长，随部队参加四川讨袁（世凯）战争。在綦江打了第一仗。因有勇无谋，只顾自己一人向前冲，没有指挥士兵跟上，结果败退了下来。
8月 在寒坡场战斗中智勇结合，对士兵进行了动员和组织，并率先冲锋，率部一举攻占敌方阵地。因功擢升为连长。

1914年 22岁
四川讨袁战争失败。为免遭四川反动当局的缉捕，避居上海。加入孙中山组织的中华革命党，继续致力于反袁斗争。

1915年 23岁
受孙中山派遣，以中华革命军的名义回川进行革命活动。

1916年 24岁
年初 为响应云南护国军的入川行动，与王维纲在涪陵新妙场集合原第五师部分人员和当地革命党人、农民群众约400余人，举行起义。被编为川东护国军第四支队，负责截断北洋军的长江交通。
3月 与革命党人张明安领导壁山县丁家坳农民起义，将起义队伍编为义勇军。指挥义勇军伏击北洋军的辎重部队，缴获两连人枪，军装5000套。
3月20日 在丰都攻城战斗中，头部中弹，颅顶受伤，右眼致残。
秋 回到第五师，任第九旅参谋长。

1917年 25岁
10月 参加护法战争。代表第五师到泸州与云南护国军谈判，结识了滇军旅长朱德。

1918年 26岁
2月 随第九旅参加讨伐依附北洋政府的四川督军刘存厚的战争。临难受命改任营长，率部强渡涪江，协同友邻部队攻克战略要点射洪县太和镇。
3月 升任由熊克武任督军的四川督军署警卫团副团长。
1920年 28岁
8月至10月 升任第五师第二混成旅第一团团长。率部参加川军为驱逐滇黔军而发动的“靖川”战争，在保卫成都和克复重庆的战斗中，担任主力，连建奇功，被上级表扬为“千里转战，凌厉无前”。

1921年 29岁
8月至9月 率部参加川军援鄂战争。以出敌不意的战法，先后歼灭和击溃北洋军各一个团。

1922年 30岁
夏 率部参加四川新旧军之间的“一、二军之战”。采取伏击战法歼灭第二军杨森部主力第三十六团，继而协同友邻部队重创敌第九师。
8月 升任两团制的第二混成旅第一路指挥官。

1923年 31岁
3月至4月 参加由孙中山发动的讨伐北洋军阀的“讨贼战争”。率部与敌苦战，掩护主力撤退，并以奇袭手段击溃临阵叛变的一个旅。
4月14日 因不满有功不赏，反遭人忌妒、诽谤的处境，向上司提出辞呈，未获批准。
5月 率部反攻被敌夺占的成都城。在成都近郊龙泉驿重创敌一个旅，并协同友邻部队夺回成都。
本月 率部以远距离奔袭的战法一举歼灭甘军12个营。
8月 在作战时右大腿负重伤，随即赴成都治疗、休养。
秋 通过吴玉章结识了杨暗公。在这两位四川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的引导和影响下，思想开始转向共产主义。

1924年 32岁
1月13日 对劝他加入中国社会主义青年 团的友人说，如果一见旗帜就拜倒，觉得太不对了。因为对于各派都没有十分的研究，极力深研后才能决定自己的道路。
9月 断然拒绝熊克武等人以升官为条件让他重返军队的劝诱，表示愿追随杨暗公、吴玉章考察四川内外的国民革命形势，探讨救国救民的真理，走一条新的人生道路。
10月至12月 随吴玉章出川，经贵州、湖南到上海。沿途感受到国共合作后出现的大好革命形势--农民运动和工人运动在各地都有了很大的规模和声势。

1925年 33岁
2月 随吴玉章从上海到北京，见到了中共北京地委负责人赵世炎，从而了解到全国革命形势及中国共产党的活动情况。
5月 随吴玉章从北京到上海，亲身经历了震动全国的“五卅运动”，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买办资产阶级剥削、压迫中国工人阶级的贪婪性、残暴性，对工人阶级巨大的斗争力量和不甘屈服的斗争精神，有了较深刻的印象。
6月 随吴玉章由上海经香港到广州，目睹了省港大罢工和英、法帝国主义制造的“沙基惨案”，进一步感受到了中国工人阶级的觉醒和中华民族不可遏制的反帝怒潮。

1926年 34岁
5月 由杨暗公、吴玉章介绍，加入中国共产党，实现了由民主主义者到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7月 同吴玉章从重庆到上海，向中共中央负责人汇报四川军事运动情况，提出策动部分军阀部队起义，支援国民革命军北伐的设想，得到了中共中央的同意。
9月 在广州以国民党四川省党部“特务委员会”名义，主持同四川各军阀代表谈判，签订了《六条协定》，促使川军各派脱离北洋军阀系统，参加国民革命。
10月 经吴玉章提议，被国民党中央执、监联席会议委任为中央党部特派员，全权负责处理四川军事问题。
11月 根据中共中央指示，与杨暗公、朱德组成中共重庆地委军事委员会，统一领导全川军事斗争。
本月 与中共重庆地委书记兼军委书记杨暗公同赴合川川东江防军黄慕颜部，策划起义事宜。
11月27日 在国民党（左派）四川省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作《军事报告》，总结了四川军事运动的开展情况和基本经验。强调指出，国民革命不完全靠革命军的力量，更重要的要靠民众的参与和支持。在会上当选为国民党（左派）四川省党部执行委员。
12月9日 在顺庆（今南充）果山公园主持召开庆祝原川军第五师大部和江防军黄慕颜部起义胜利大会，宣布就任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下辖第一、二路。随后指挥起义军抗击四川反动军阀部队的围攻。
本月 为避开优势敌军的进攻，率起义军撤离顺庆，转移开江整顿。

1927年 35岁
1月 在万县出席中共重庆地委军委会议，与杨暗公、朱德分析研究北伐战争的进程和组织起义军进行策应等问题。
1月24日 在泸州发布《国民革命军川军各路总指挥部布告》，昭告全体军民听从指挥和服从整顿。
2月上旬 在泸州主持召开起义军誓师大会。在会上发表讲话，宣布起义军指挥部成立，下辖第四、五、六路；号召军民团结一心，跟反动军阀斗争到底。
4月中旬 主持召开军民大会，声讨刘湘、蒋介石制造重庆“三·三一”惨案和上海“四·一二”大屠杀的罪行。
4月21日 向武汉国民政府发出《呈请讨伐刘湘》的呈文，历数刘湘先后投靠北洋军阀和蒋介石，反对、破坏国民革命和爱国民主运动的罪行，表示愿率所部与刘湘等反动军阀进行决战。
本月 严密部署各路起义军进行防御，亲临第一线指挥作战，先后击退敌军数十次进攻。
5月上旬 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所隶起义军各路番号不变。
5月16日 在外有强敌围攻，内有将领谋叛的情况下，按中共党组织决定，偕参谋长韩百诚等从龙透关秘密出走。
7月11日 偕参谋长韩百诚等历尽艰险，绕道陕西、河南，抵达汉口。
本月 参加由中共中央军事部长周恩来召集的川籍有关人士座谈会。支持周恩来关于共产党的武装力量要向广东发展，而不是象有些人希望的那样西退四川的主张。
7月下旬 向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请假调养，将军长职务交副军长黄慕颜代理。以称病告退作掩护，秘密转赴南昌，参与擘画南昌起义。
7月28日 受中共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委托，协助第二方面军代总指挥贺龙制订南昌起义计划。
7月底 奉派向中共江西省委负责人宛希俨、黄道等，传达中共中央关于南昌起义的决定和对江西省委的要求。
8月1日凌晨 协助起义代总指挥贺龙指挥第二十军攻占南昌旧藩台衙门，消灭了驻在该地的国民党军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及其下属部队；与代前敌总指挥叶挺指挥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等一起，完成了预定的歼敌任务，取得了南昌起义的胜利。
同日上午 出席特别委员会召开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被会议决定产生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任命为军事参谋团参谋长。
同日晚 出席军事参谋团会议，参与拟定起义军撤离南昌、进军广东的行动计划和开进路线。
8月29日至30日 协助叶挺指挥第十一军攻克会昌城，取得了南进途中的重大胜利。
9月中旬 在福建长汀出席军事参谋团会议，讨论攻取东江的行动计划。与多数人议决先占领潮汕海口，取得国际援助，然后再行西进，夺取惠州。
10月3日 在广东普宁县流沙镇参加革命委员会领导人和起义军将领最后决策会议。会议根据中共中央的指示，决定武装人员尽可能收集整顿，开往海陆丰作长期斗争；非武装人员愿留的留，不愿留的就地分开，由当地农会派人带路向海边疏散，然后走水路撤往香港或上海。
10月上旬 与贺龙等乘船到达香港。
11月 由香港到达上海，向中共中央汇报南昌起义的有关情况。
本月 受中共中央派遣，赴苏联学习军事。
12月 经海参崴到达莫斯科，入高级步兵学校学习。

1928年 36岁
6月至7月 在莫斯科参加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继周恩来作军事问题报告后，作《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在报告中分析了中国现存军阀制度产生的原因、性质及其必然崩溃的趋势，提出了在军阀部队里进行军事运动的基本方针、方法和策略。
会议期间，被大会指定为南昌起义委员会委员。在关于南昌起义的研究会上，作《南昌暴动始末记》的报告。简要地叙述了南昌起义的经过，总结了起义的经验和失败的教训，着重指出没有形成共产党对军队的坚强领导，没有对部队实行有力的政治教育和军事训练，没有把军事斗争与工农运动结合起来，是南昌起义“根本的弱点”，同时指出了作战指挥不统一、组织纪律松散、财政政策动摇不定等方面的问题。
8月转入伏龙芝军事学院学习。

1929年 37岁
春 跟同学屈武交谈国内革命斗争情况，认为毛泽东、朱德依靠农民、武装农民，走红色割据的道路是完全对头的，表示很想立即返回国内，同毛泽东、朱德一起战斗。
1930年 38岁
7月底 由苏联经东北回国，到达上海，被委任为中共中央军委参谋长。
8月 在中共中央负责人李立三部署南京、武汉等中心城市的暴动工作时，委婉地建议应放弃向国民党统治力量较强的东方发展，而改向他们统治较薄弱的北方发展。同时提醒李立三即使中心城市暴动成功也很难巩固，象南京，据提供的力量计算，最多“可固守一个月”。但这些意见未获采纳。
9月 受中共中央委派，到武汉任中共中央长江局军委书记兼参谋长。在长江局主席团会议上，传达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对长江局工作的指示，停止了武汉暴动的计划。
9月24日至28日 由武汉回到上海，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协助周恩来处理中共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 39岁
协助周恩来举办短期军事训练班，训练中共省、特委负责人和中央机关干部，增强他们开展武装斗争的能力。负责为训练班讲授暴动方略和游击战、运动战战术。
为中共中央军委翻译了《苏军步兵战斗条令》，校译了《苏军政治工作条例》、《游击队怎样动作》等材料。这些材料发到各革命根据地，促进了中国工农红军的早期建设。

1932年 40岁
1月 由上海经香港、汕头转到江西中央革命根据地，任工农红军学校校长兼政委。
2月1日 主持红军学校第二期开学典礼。
5月 组织教员编写教材，提出编写战术教材的根据是：目前红军的编制、现在的火器装备、红军作战的对象，学员的文化程度、作战区域的地理条件，以及数年 来开展游击战争所取得的宝贵经验等。
5月25日 向中革军委发出红军学校的工作报告，强调学校的训练要紧密联系战斗实际，不能本本主义地全套应用苏联红军的战斗条令和军事教程，而反动的军队的典范和教程，更不能照搬照用。
6月6日 奉中革军委命令，兼任瑞金卫戍司令。
10月 发表《永阳战斗》一文，介绍了红军地方部队结合游击队，在永阳地区彻底、干净地歼灭国民党正规军1个团的模范战例，总结了这一仗的成功经验，在于对敌采取了先疲后打，突击与包围相结合的正确战法。
10月3日至8日 列席中共苏区中央局全体会议，支持了中央局多数人不同意毛泽东留在前方指挥的错误意见。
10月10日 主持召开红军学校第三期毕业典礼，并发表了讲话，鼓励学员把所学到的知识和技能带到红军中去，改进红军的工作，创造铁的红军，以英勇战斗的精神领导红军战士去消灭敌人。
10月中旬 调任中国工农红军总参谋长。

1933年 41岁
2月至3月 协助红军第一方面军总司令朱德、总政委周恩来指挥中央革命根据地第四次反“围剿”，在黄陂、草台岗两战两捷，歼敌近3个师共万余人，取得了反“围剿”的巨大胜利。
6月 摘译苏军教材《骑兵的奔袭和抄袭》，以提高红军骑兵的战术水平。
7月 在中国工农红军总政治部主办的《革命与战争》报上发表《论战术战略的时代性与我们红军目前对于战术战略的认识问题》一文，系统地阐述了战术战略概念的历史发展，介绍了苏联红军关于战术战略的理论，提出红军各级干部应加强战术战略的学习与修养。
10月 摘译苏军教材《退出战斗》。把撤退也是一种作战样式的观点介绍给红军指战员，纠正在红军中存在的忽视撤退动作，不会按作战要求部署撤退的现象。
11月 翻译发表苏军的一篇理论文章《战术、战役、战略在理论上的范畴》，介绍军事学上这三个既互相联系又互相区别的概念，使红军干部明了这三者各自研究的对象及其对战争各层次的指导意义，以促进红军干部在军事学术上的提高。

1934年 42岁
5月 写出《现在游击队要解答的问题》一文。针对红军游击队在实际斗争中缺乏统一的指导方针和没有发挥出应有的作用等问题，就游击队的性质、任务、组织、编制、战术、政治工作、群众工作等，提出了二十条系统而具体的意见，强调了游击队“向敌人远后方，特别向其策源地开展游击战争”，“有战略上的意义”。
9月 写出《到敌人后方开展游击战争的几个教训》一文，针对游击战争实施中出现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解决的十项原则和方法。主要是要加强游击队的领导，游击队要敢于深入敌军后方活动，配合正规军粉碎敌军对根据地的“围剿”，以及游击队在敌后活动的种种办法。
10月 因不满共产国际派来的军事顾问李德的专横跋扈和对自己的排斥，与李德发生争论。被撤销红军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第五军团参谋长。
同月 在第五军团长征动员会上讲话，对中央革命根据地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进行了婉转的批评。指出：一年 来的战争证明，我们红军的广大干部和战士是英勇善战的，但是我们的战略战术有问题，需要改变。
10月10日 中央红军开始长征。
10月至12月 随第五军团行动，担负红军长征的殿后任务。协助第五军团军团长董振堂制订后卫行动计划，并具体组织实施。以部队轮番开进和交替掩护的战法，指挥第五军团顺利地通过了国民党军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完成了后卫任务。
12月18日 在中共中央政治局黎平会议后，调回到中革军委恢复总参谋长职务。

1935年 43岁
1月6日 奉中革军委命令，兼任红军军委纵队司令员。
1月7日 指挥第一军团第二师第六团利用俘虏诈城智取遵义。
1月8日 指挥第二师第四团攻占娄山关。
1月9日 率军委纵队进驻遵义。奉命兼任遵义警备司令。
1月15日至17日 在遵义参加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坚决支持毛泽东的正确主张；并与聂荣臻一起提出中央红军下一步应打过长江去，向川西发展的建议，得到会议的采纳。
1月19日 军委纵队奉命改为中央纵队，仍兼任司令员。
5月4日 指挥干部团利用俘虏巧夺皎平渡，组织工兵就地取材，用竹、石等搭建浮桥，使红军主力顺利渡过金沙江，摆脱了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赢得了战略转移中的主动权。
5月上旬 致信川军旧部、驻守德昌的国民党军第二十四军刘文辉部旅长许剑霜，劝说其不要阻击北上的红军。许剑霜借口红军势大，率部由德昌撤往西昌。红军得以顺利通过德昌。
5月中旬 致信驻守西昌南部的刘文辉部旅长、彝族事务指挥官邓廷秀，晓以利害，说明与红军作对只能徒损实力，劝其给红军让道。邓廷秀见信后率部撤往冕宁。红军顺利绕过西昌。
5月20日 被中革军委任命为红军先遣司令，负责指挥第一军团第一师第一团等进行战略侦察，并准备抢渡大渡河。
5月22日 与先遣队政委聂荣臻率先遣队和第一军团工兵连进入大凉山彝族居住区。正确执行共产党的民族政策，在冕宁彝家海子边与沽基族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中央红军顺利通过彝民区。
5月24日 与聂荣臻指挥第一团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打开了红军北上的通路，粉碎了蒋介石企图把红军堵歼在大渡河以西的阴谋。
5月26日至29日 率第一师第一团、干部团等沿大渡河东岸向北急进，与河西的第二师等夹河并行，一路打垮国民党军的阻拦，直扑泸定城，掩护第二师第四团抢夺了具有战略意义的泸定桥。中央红军全部安全转移到大渡河以东地区。
6月26日 列席中共中央政治局两河口会议，拥护中共中央关于北上甘肃南部，创造川陕甘根据地的决议。会后参与制定了松潘战役计划，准备以红军主力进击川西北松潘地区。
6月30日 与李富春、王稼祥、李维汉等组成中共中央慰问团，到红四方面军进行慰问，帮助传达、贯彻两河口会议决议。
7月21日 参加中共中央在芦花召开的会议，听取四方面军的工作汇报。会上，批评了张国焘反对北上，主张南下向四川、西康边境退却，并向党争权的错误。
8月初 出席中革军委在毛儿盖召开的军事会议。因松潘地区敌驻有重兵，凭垒固守，红军屡攻难克，会议决定放弃攻打松潘的部署，改为实行 夏 （河）洮（河）战役计划，突破敌军的包围，进军 夏 河、洮河地区，创造甘南根据地；同时决定红军分两路行动，以红一方面军的第一、三军，红四方面军的第四、三十军及军委纵队的大部分等编为右路军，以红四方面军的第九、三十一、三十三军，红一方面军的第五、三十二军及军委纵队的一部分编为左路军。
本月 与朱德、张国焘率领左路军北上，准备经草地到阿坝，再到班佑与右路军会合。
9月初 为揭穿张国焘借口葛曲河 夏 季涨水不能通过而要拖着左路军南下的阴谋，亲自渡过葛曲河，向指战员们表明左路军改北上为南下的方针，不是由于葛曲河的天然障碍造成的。
9月中旬 参加张国焘在阿坝召开的中共川康省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发言，支持中共中央关于红军北上的方针，陈述全国形势和左路军面临的困境，说明南下是没有出路的。
本月 为《苏军司令部野外勤务条令》译文写了前言。
10月5日 参加张国焘在卓木碉召开的高级干部会议，抵制张国焘另立中央的分裂主义行动，在发言中强调红军面临的形势相当困难，只有加强团结，集中力量，才能战胜敌人，争取好的前途。

1936年 44岁
2月 被张国焘撤销总参谋长职务，降为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6月 奉朱德命令任先遣司令，率第三十二军一部与第六军团先头部队在理化以南的甲洼寺会合。
7月初 到第二方面军给干部作打敌人骑兵的战术报告，提出了提高信心、接敌处置、利用地形、武器运用等方面的基本要则，讲解了打骑兵的队形、追击、有组织的后移以及平时加强演练等问题。
本月 在甘孜参加第二、四方面军领导人会议，与朱德、任弼时、贺龙、关向应等据理力争，使张国焘同意第二、四方面军共同北上同中央红军会合。
本月 随第二方面军行动，任第二方面军红军大学校长。
8月7日 探悉国民党军第二十九军副军长孙震因对红军作战失利受到蒋介石的处分，致信孙震，提出“联盟抗日”、“互不侵犯”的建议。
9月20日 写出《我从实战中联想到我军教育要注意的事项》一文，从军事和政治方面提出了训练、教育的要求，特别是提出了进攻、防御、迂回、行军、宿营、警戒以及野战等一系列战术要则与训练方法。
9月30日 在甘肃成县与红军女干部汪荣华结婚，彼此成为终身伴侣。
10月 红军三大主力在甘肃会宁会师。
10月28日 奉命就任红军前敌总指挥部参谋长。
12月 被任命为中革军委委员、红军总参谋长、红军大学副校长。

1937年 45岁
2月7日 随周恩来由延安乘飞机到三原，与国民党西安行营主任顾祝同商谈联合抗日事宜。
2月27日 被任命为援西军司令员，与政治委员张浩准备率部救援在河西走廊遭国民党军围攻的红军西路军。
本月 因西路军失败，援西军解除了救援任务。与政治委员张浩一起领导援西军开展对张国焘错误的批判。
3月20日 与张浩共同发出《致中央政治局扩大会意见书》，向 3月27日至30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关于实现第二次国共合作，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意见，认为“把一切可能抗日的力量都组织起来，以打击最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
4月4日 主持西路军回归干部座谈会，了解西路军英勇征战的经历，听取他们对工作安排的意见。
7月7日 日本侵略军在卢沟桥发动事变，抗日战争爆发。
7月22日 出席红军前敌指挥部会议，讨论红军改编等问题。在会上作了发言，指出卢沟桥事变具有世界大战的性质；强调共产党在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中必须坚持自己的原则立场，与国民党是平等地位，是为抗日而合作，不是依附的、无条件的合作。
8月22日至25日 出席中共中央政治局在洛川召开的扩大会议。会议讨论通过了毛泽东代表中央政治局所作的关于军事问题与国共两党关系问题的报告和《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等重要文件，从而正确地确定了党的全面抗战路线，以及实现这一路线的政治纲领和各项政策及具体任务。
8月25日 中共中央军委发布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的命令，任命朱德、彭德怀为正副总指挥，叶剑英、左权为正副参谋长，任弼时、邓小平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八路军下辖第一一五师、第一二○师、第一二九师等三个师。
9月6日 在陕西三原县石桥镇主持八路军第一二九师改编誓师大会，就任第一二九师师长。下辖第三八五旅和第三八六旅。
9月30日 率第一二九师先遣队第三八五旅第七六九团由富平县庄里镇出发，开赴山西抗日。除第三八五旅旅直及第七七○团等奉命留守陕北外，第一二九师其余部队随后东进。
10月10日 率第七六九团进抵太原附近，奉命向原平县东北山地挺进，执行侧击日军后方的任务。
10月18日 在太原会见国民党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商谈两军配合作战问题。
10月19日 第七六九团夜袭代县阳明堡机场，焚毁日军飞机20余架，歼日军100余人，减弱了日军的空中支援力量，有力地配合了国民党军的忻口防御战。
10月25日 向策应娘子关方向国民党军作战的第三八六旅旅长陈赓发出指示，要以小部队应付日军大部队，而以主力打它的小部队；应大力破袭日军的铁路交通线；必须加强对日军的政治攻势。
10月26日 命令第三八六旅第七七二团在娘子关以南七亘村设伏，歼日军300余人，缴获骡马300余匹和大批军用物资。
10月28日 命令第七七二团再次设伏七亘村，歼日军百余人，缴获骡马数十匹。创同一地点“重叠待伏”的成功范例。
11月2日 指挥第三八六旅在昔阳以东黄崖底设伏，歼日军300余人。
11月5日 在广阳会见美国记者史沫特莱。
11月7日 率第一二九师部队与第一一五师部队协同作战，在广阳、户封地区重创日军主力一部。
11月10日 在和顺县武家庄召开干部会议，在会上作游击战术报告。讲解了共产党、八路军开展抗日游击战争的必要性和可能性，结合第一二九师出征山西以来的作战经验，阐述了伏击、袭击以及破袭敌交通线等游击战术的运用。
11月13日 与张浩在和顺县石拐镇召开第一二九师党员、干部会议，传达毛泽东关于创建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的指示，并部署全师分散到各地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开辟根据地。
11月8日 在辽县作《抗日游击队四个基本任务》的演讲。
12月6日 出席中共中央军委华北分会会议。会议分析了华北抗战形势和部署了敌后游击战争。
12月7日 在辽县作《抗日自卫队三个基本任务》的演讲。
12月22日至26日 指挥第七七二团、七六九团、汪乃贵支队等，粉碎了日军的“六路围攻”。
12月27日 在干部会上作《在我们今天击退正太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观察》的演讲，总结了日军围攻八路军的战术特点，提出了对付日军的战术手段。

1938年 46岁
1月6日 邓小平接替张浩任第一二九师政治委员。
2月6日 在第一二九师团以上干部会上，作太原失守以来的军事工作报告。
2月22日 指挥第三八六旅以吸打敌

中国革命家、军事家，军事理论家，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
1892年12月4日出生于四川省开县赵家场。家境贫寒，自幼发愤苦读，学习成绩优异。在革命潮流的影响下，青年时代即萌发了富国强兵、拯民于水火的思想。1911年，参加了响应辛亥革命的学生军。1912年考入重庆军政府将校学堂。翌年参加四川讨袁（世凯）军。1914年加入孙中山先生领导的中华革命党。在护国、护法等战争中，历任连长、旅参谋长、团长。1916年3月在攻克丰都县城的作战中右眼中弹致残。1923年在讨伐北洋军阀吴佩孚的战争中任东路讨贼军第一路指挥官。足智多谋，骁勇善战，被誉为川中名将。同年秋，结识了共产主义者杨暗公、吴玉章等。1924年起，随吴玉章到上海、北京、广州等地考察，在深入研究中国社会实际的过程中，经过认真探索，接受了马克思主义，逐步实现了从爱国的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
1926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中共重庆地方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委员。同年12月，与朱德、杨暗公等发动泸州、顺庆（今南充）起义，任国民革命军四川各路总指挥。率起义部队与四川军阀作战，策应北伐战争，实现了中共中央关于抑止川军东下威胁武汉的战略目的。1927年春，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暂编第十五军军长。在大革命失败的严重时刻，与周恩来、贺龙、叶挺、朱德等领导南昌起义，任中共前敌委员会参谋团参谋长。
1927年冬赴苏联，先入莫斯科高级步兵学校学习，后入优龙芝军事学院深造。在此期间，在中国共产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上作了《对军事问题补充报告》，并提出了《南昌暴动始末记》的专门报告。1930年夏回国，任中共中央军委委员、长江局军委书记。12月到上海，协助中央军委书记周恩来处理中央军委日常工作。
1931年奉命赴中央革命根据地。1932年1月，任红军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10月，任军委总参谋长，协助朱德、周恩来指挥作战，取得了第四次反“围剿”的胜利。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因反对军事指挥上的教条主义，被错误地撤销总参谋长职务，任第五军团参谋长。长征中，于1934年底重新担任红军总参谋长，并兼任中央纵队司令员，指挥先遣部队强渡乌江，智取遵义。1935年1月，参加了遵义会议，在这中国革命的重大历史转折关头，坚决拥护毛泽东的正确主张。会后，协助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指挥红军四渡赤水河。亲率干部团抢占皎平渡口，保证了部队顺利北渡金沙江。5月，任先遣队司令，与政治委员聂荣臻率部为全军开路。在进入大凉山时，贯彻执行党的民族政策，与彝族部落首领小叶丹“歃血为盟”，使部队顺利通过彝族聚居区。接着，率红一师在安顺场强渡大渡河。红军第一、第四方面军会合后，执行中共中央关于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与朱德一起同张国焘分裂党的活动进行了坚决斗争。
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一二九师师长。1937年9月底，率部挺进山西，以太行山为依托，开展敌后游击战争。组织所部进行的夜袭阳明堡、设伏七亘村等著名战斗，痛击了日军的侵略气焰。1938年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副师长徐向前等组织指挥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以及晋东南反“九路围攻”、冀南反十一路“扫荡”等战役战斗，创建了晋冀豫抗日根据地。1940年，领导根据地军民，在日伪军控制的交通线上广泛开展破袭战。8月，指挥部队参加著名的百团大战，组织实施正太、榆（社）辽（县）战役，给侵华日军以沉重打击。在日伪军加紧推行“囚笼政策”，分割和封锁抗日根据地的严重形势下，坚决执行主力地方化的方针，积极组织正规军、游击队和民兵相结合的游击集团，并组建大量武装工作队，实行“敌进我进”，向敌占区、交通线广泛出击，粉碎了日伪军频繁的“蚕食”和残酷的“扫荡”。同时多次反击了国民党反共顽固派对根据地的进犯。在抗日战争最艰苦的时期，与邓小平等领导根据地军民实行生产自给，减租减息，精兵简政，使根据地得到了巩固和发展。1943年9月赴延安参加整风运动。1945年出席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会后返回晋冀鲁豫根据地，领导全区军民举行对日本侵略军的大反攻。
解放战争时期，历任晋冀鲁豫军区、中原军区、第二野战军司令员。1945年9月起，与政治委员邓小平率领所部反击向解放区进攻的国民党军，指挥上党战役，一举全歼阎锡山部十三个师；接着，又挥师东向，发起邯郸战役，歼敌两个军大部，争取了一个军起义。上党、邯郸战役的胜利，创造了组织大兵团作战和从游击战向运动战转变的成功经验，粉碎了国民党军控制晋东南要地和打通平汉铁路的企图，巩固了华北解放区，掩护了我军在东北的战略展开，同时有力地配合了毛泽东、周恩来等在重庆同蒋介石的和平谈判，对迫使蒋介石同意签订“双十协定”、“停战协定”，起了重要作用。1946年6月，蒋介石焊然发动全面内战。与邓小平率晋冀鲁豫野战军，以大踏步进退的运动战，十个月内连续组织了陇海、定陶、巨野、鄄南、滑县、巨（野）金（乡）鱼（台）和豫北等战役，歼灭和钳制了大量敌军，解放了大片地区，与其战场互相配合挫败了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
1947年6月底，根据党中央关于由战略防御转入战略进攻的重大决策，与邓小平率十万大军强渡黄河，挺进中原，实施中央突破，首先发起鲁西南战役，连续歼敌九个半旅，巧妙地调动和迷惑了敌人。随后疾速挥师南下，千里跃进大别山，深入敌腹心地区，威逼南京、武汉，揭开了人民解放军战略进攻的序幕。在远离根据地、无后方作战的困难条件下，依靠群众，立足生根，多次打破敌人重兵围攻。同年9月起，与出击陇海线的华东野战军外线兵团、挺进豫西的陈谢兵团密切协同，在江淮河汉之间大量歼灭敌人。经过十个多月的艰苦作战，扩大了中原解放区，迫使国民党军陷于被动防御地位，对扭转全国战局起了决定性的作用。1948年11月，根据中央军委决定，与邓小平、陈毅、粟裕、谭震林组成总前委，统一指挥华东、中原部队进行规模巨大的淮海战役，同徐淮地区的国民党军主力进行战略决战，取得了歼敌五十五万余人的重大胜利。
1949年4月，参与指挥渡江战役，并直接指挥第二野战军直出浙赣线，解放了皖南、浙西、赣东北、闽北广大地区。南京解放后，兼任南京市军事管制委员会主任、市长。同年冬，与邓小平一起指挥第二野战军和第四野战军一部，在贺龙指挥的第一野战军一部配合下进行了西南战役，出色地执行了中央提出的远距离迂回包围的作战方针，拊敌侧背，断敌逃路，大量歼敌；同时通过军事打击和政治争取，促成大批国民党上层军政人员率部起义和投诚，在较短的时间内解放了四川、云南、贵州、西康四省。1950年1月任西南军政委员会主席。领导军民肃清匪患，恢复经济，筹划和平解放西藏的工作，为解放西南地区、巩固西南边疆作出了重要贡献。
1950年底，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院长，后又兼任政治委员。1954年起先后任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国防委员会副主席，军委训练总监部部长。1957年9月调任高等军事学院院长兼政治委员，1959年后负责军委战略小组工作。一贯主张“治军必先治校”，在军事院校工作中坚持以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思想指导教学和学术研究，在继承和发扬人民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学习外国军队的先进经验。组织了大规模的教材编写和翻译工作，亲自撰写、审定和翻译了一批军政教材。重视汲取各国现代军事科学成果，是最早把教育训练提到中国人民解放军建设战略的地位的领导人之一。在继承和发扬解放军优良传统的基础上积极借鉴外军先进经验，为建立各军兵种指挥院校，培养中高级干部，推进现代化、中规划革命军队的建设做出巨大努力。是马克思主义军事理论家，博采古今中外军事理论的精华，创造性地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实践。在用兵作战中讲究实事求是，敌变我变，并将唯物辩证法引入军事指挥，丰富和发展了毛泽东军事辩证法。同时，对于游击战、运动战、阵地战和司令部工作以及部队的教育训练等均有丰富的论述，其军事著作收入《刘伯承军事文选》出版。是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第八至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二至第五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1966年起任中共中央军事副主席。1982年后，由于年龄和健康原因辞去党政军领导职务，1986年10月7日在北京逝世。

我就知道他在做眼球手术时没有打麻药，一刀刀数过来，有关羽的刮骨疗伤的风范，被称为中国的军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