管件能不能对焊:日本的赤军是怎么回事,是恐怖组织吗

我总觉得，做为中国人，不知道日本红军的故事，是可耻的。
日本红军的原称是日本联合赤军。用最简单的方式解释的话，日本赤军是在60年代波澜壮阔的反对日美安全保障条约的群众运动失败以后，包括其中的“日本红卫兵”学生运动失败之后，不承认这种失败现实的一部分日本青年拿起了枪。他们的纲领和目的，非常清楚地讲明是：建立世界革命的根据地，实行革命的武装斗争，打破对中国的反动包围圈，支持巴勒斯坦人民和一切革命的和正义的斗争。
他们多次阻截过日本首相的飞机，企图制造反对日美勾结包围中国的舆论。他们劫持大型客机甚至占领大使馆，借此成功地救出了被捕的同志。他们抢劫枪店和警察，其实至终也没有什么武器――浅间山庄枪击战，主要是用猎枪打的。他们逃到中东，在那里直到今天还在为巴勒斯坦人民的生存而战（这是一个对巴勒斯坦问题的非常深刻的注解）。他们使用土造的定时炸弹，袭击美军基地和美国领事馆。他们计划和实施过各种各样的对驻日美军的拚死袭击，包括用火焰瓶烧美军飞机和机库。
被当代西方国家体制称为恐怖主义的日本红军的行动，其实是伟大的60年代开端的左翼运动的一部分。在越南战争发展到美军把战火烧延到老挝时，他们决心扩大包括抢劫银行在内的武装斗争。而同时的日本，著名的三里冢反对机场建设斗争已经如火如荼，农民、学生和左翼活动家们组成了28000余人的队伍，建筑堡垒，遍挖战壕，把身体捆缚在木柱上，与两万多警察决战。
在冲绳，由于美国占领军的军车交通事故（美军车轧死一名孕妇，但被军事法庭判决无罪），冲绳人愤怒了。在以前的侵略战争中，20万冲绳人死于战火，包括日本军的屠杀。冲绳是日本领内的一个特殊的反体制的岛。在意义重大的激烈的民众蜂起中，73辆美军军车被愤怒的群众烧毁。1971年，美日冲绳条约签字；一次就有92000日本人投入抗议游行，其中837人被捕。
再举一例：东京左翼学生抗议集会中被警察袭击，被捕数惊人地达到了1886人。
日本红军派是这种正义的人民运动的产儿，在风起云涌的正义左翼运动中，日本赤军的青年进行了43件炸弹攻击。事实上是使用过炸弹312个，爆炸成功的共44枚。
无疑，我们中国今日的风流一代看了上述句子，一定会捧腹大笑或忍俊不禁。而我，当我读着他们至今仍然严肃地记录下的这些句子，和他们为实践这些幼稚的思想而做出的赌命行为时，却几次忍不住要落泪。
有一个突然唤起记忆的体验。
一个名叫的坂口宏的年轻人最近出版了他的珍贵回忆录。他是死刑囚。1971年，他和他的战友在浅间山庄拘质笼城，与警察进行了震惊日本的枪击战。他在浅间山庄陷落时被捕。回忆录中他平静地回顾了赤军的历史。我边读边琢磨他的那种我很少见过的、平静恬淡的笔调。他们走过的复杂的路，我也读得心情复杂。
但是，当回忆讲到国际形势，讲到他们决心不惜用一条命夺一支路口警察的手枪，不管狭窄的日本地理在山岳地带设置营地，决心采取了最激烈的武装斗争方针――从此也在事实上加快了毁灭的步伐时，我读到了下面一段：
1971年1月30日，美国在严厉的新闻管制下，使西贡军侵入老挝境内；从而把战争扩大于印度支那全域。在激烈的战争发展之中，中国的周恩来总理一行到达河内，他使用了最大限度的表达――如果美国继续采取更大的侵略行动的话，中国将“不惜做出民族的最大的牺牲”――宣布了对北越和老挝解放势力的支持。
我记得这一小段往事。甚至连“新闻简报”上的周总理的英俊大度的风貌都记得。读时，我突然一阵鼻子发酸，不知为什么。
他记载了一个昨天的我们和中国。
那时的我们和中国也许充满悲剧又充满错误，但是，就像周总理和毛主席象征的一样，我们是那么正义、勇敢和富于感染的精神力量。当时有不少红卫兵越境去越南，投入了抗美援越的战争。当时的北京人，应该都去天安门参加过示威游行。
是我们，是中国革命有力地影响了他们。
可是必须说，又是他们勇敢地支援了我们。日本赤军派审判结束后，出版的几部回忆录里，比比皆是他们昔日要“打破反华包围圈”的初衷。
1972年，因为要“支持巴勒斯坦人民的英勇斗争”，“赤军”的冈本公三、奥平刚、安田安之三人在以色列的路德机场候机厅展开了死亡攻击。他们一边冷静地向四面八方滚出球形手雷，像滚保龄球似的，一边掏出冲锋枪向旅客扫射，共打死二十六人，使一百多人受伤。死者中包括世界著名生物学家艾哈龙·卡恰尔斯基。事后，惟一没被击毙的冈本公三说：“当我被捕时，一个日本人问我：‘就没有别的办法吗？’但他能提出另外的办法吗？……我们三个战士希望死后成为猎户座的三颗明星。革命将继续下去，还将有更多的星星……”〔34〕

是“神风突击队”吗？二战那支狂热的日本空军借尸还魂了？“赤军”已经不大像第二代恐怖分子，而是有点像第三代恐怖分子了。

人间最慈祥的爱是母爱。观世音菩萨、圣母玛利亚、妈祖……都是人类母爱的象征。假如真有圣母玛利亚，真有观世音菩萨，1972年是她们落泪最多的年份。路德机场惨案、慕尼黑奥运村惨案、轻井泽雪山惨案……她们长时间地哭，也不会想到二十九年后还将痛哭一场。也许她们哭得最厉害的是轻井泽雪山惨案，因为轻井泽惨案使日本人精神永成残废。

1972年2月，警察在严寒的轻井泽山区发现了“赤军”的一个隐蔽基地，五名“赤军”骨干分子逃窜。在随后被警察的追捕中，五个人占领了深山中的一个度假旅馆，抓了一个人质与警察对峙。接着事态越卷越大，当局调来一千二百名警察参加围攻。现场子弹纷飞（恐怖分子似乎有打不完的枪弹），却长时间攻打不下。全日本有百分之九十二点二的观众通过电视现场转播收看了全过程。数百名新闻记者躲在盾牌后匍匐而行，闪光灯一闪一闪。谁也没有将这个事件与惨案挂起钩来，只觉得这事极具新闻价值。警方先是对“赤军”分子劝降，开来装有强力扩音系统的装甲车，呼叫：“想一想你们的前途，投降吧！”“你们的罪过并不大，放下武器，会充分考虑你们的权利！”又请来了三位著名的心理学家，请他们观察现场，提一些建议。但心理学家提不出什么好建议，呆了两天，又走了。而“赤军”分子继续开枪，使包围的人不敢抬头。这时已查明恐怖分子是某某大学的学生，当局动用飞机把三个大学生的母亲从外地接来。三位母亲站在最前列用话筒呼叫孩子，声泪俱下。其中坂东国男的母亲坂东美子太太很有文化素养，试图从政治角度劝说：“你们知道尼克松先生正在中国同毛主席会谈。出来吧！你们的任务已完成了。”〔35〕但她的话没有引起反应。

时间一天一天过去，文的不行，武的不行。全国人民都渐渐介入了这一事件，只要谁自认为自己想到了一个好办法，就在电视机前拨通警察局的电话，献计献策，有一位甚至提议使用遥控催眠术使恐怖分子陷于睡眠状态。

为什么恐怖分子不出来？人质还活着，他们的罪其实并不大。按日本当时的法律，判三年就出来了。谁也没想到他们是滔天罪犯！这个谜底在警察攻破大楼后才揭晓。

原来他们是“赤军”的“执法者”，轻井泽深山营地是“赤军”执行“革命法律”的执法点，后山坡上埋有一年来被处死的十四具“赤军”“变节者”的尸体。在与警察遭遇前，他们刚刚执行完对几个“变节者”的死刑。警察坦白了……

警察从后山坡雪地里挖出来十四具尸体，全都是被脱光衣服打得血迹斑斑后捆绑起来丢在雪地里冻死的。其中有四个年轻的女学生。有一个是因为带耳环而被打死的，因为带耳环被“赤军”认为是资产阶级思想严重的表现。还有一个是因为结婚和怀孕，违反了组织法律，“被指控为阻碍集团行动”，赤条条地绑在树上冻死。她死的时候已经妊娠八个月了〔36〕。一旦批判开了头，就制止不住了，打人最凶的是“赤军”女头目永田裕子。

每个“变节者”在被处死之前都有经过“Sokatsu”程序模拟审讯。所谓“Sokatsu”，按牛津字典解释，就是推理过程：“用一个总的概念或假设，把许多孤独的事实联系在一起。”进入“赤军”的“Sokatsu”法庭，只有一死。

在这种法庭上，“赤军”对以前的战友严刑拷打。“有一个男人被他的十九岁和十六岁的弟弟们用刀戳死。另一个人由于疼痛难忍，咬断自己的舌头，流血而死。最残忍的是有个女人被捆绑起来，堵住嘴，推到茅房的地板下面，而这个小组的其他成员就在她的上面干着平日的事情。她能够听到他们谈话、吃饭、喝酒。过了三天才死去。”〔37〕

日本全国都哭了！

坂东国男的父亲在一颗树上上吊，临死前给全国人民留下道歉信：“我以自己的死，对我儿子的罪过表示歉意。”〔38〕

其实“赤军”自己的心也在颤抖。他们每次恶行过后，都陷入恐惧中。他们还是有思想底线的，第二代恐怖分子—?

上个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极“左”派恐怖组织：

意大利“红色旅”、德国“红军”、日本“赤军”、法国“直接行动”、秘鲁“光辉道路”、巴勒斯坦“人阵”、爱尔兰“共和军”（后两个是兼有极“左”和民族主义特征的恐怖组织）……在国际歌的悲壮歌声中，在砸烂资本主义的激昂口号中，在生搬硬套的马、列语录中，他们给人民带来了多少苦难！ 爆炸、枪击、绑架、暗杀、炸机、劫机、劫船……无所不为。据不完全统计，1968年至1980年，全世界共发生恐怖事件六千七百一十四起，十二年间三千六百六十八人丧生〔19〕。还有一项统计，上世纪的七十年代，每年劫持飞机事件都在一百起以上〔20〕。

它们的外在特征与民意党十分相像：第一，社会身份相似，都出身于富裕家庭，以知识分子和大学生为主体。如意大利“红色旅”的创始人是大学社会学系的学生〔21〕。德国“红军”最初的十七个核心成员中，包括十个大学生、两名律师、两名记者、一名医助、一名摄影师，只有一名体力劳动者〔22〕。日本“赤军”诞生于京都大学和明治大学〔23〕。秘鲁“光辉道路”的头目是军区司令的儿子。第二，目标相似，都有正义的目标。如法国“直接行动”的目标是“动员群众，宣传其纲领、目标，最后推翻资产阶级和帝国主义统治，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日本“赤军”的目标是“通过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消灭日本帝国主义，建立共产主义的日本人民共和国”〔24〕。“红色旅”中的学生们“在工厂策动罢工，向工人们宣传‘马列主义革命’的思想，力图促使意大利发生推翻资产阶级统治的革命”〔25〕。“红军”领导人迈因霍夫说：“阶级斗争的发展将要贯彻游击队思想…… 一个社会主义战士的死重于泰山，一个资本家的死轻于鸿毛。”〔26〕总之，在第二代恐怖组织那里，你听不到一句不正确的言论。第三，形象相似，都是知识分子的优雅外貌，没有一个长得像暴徒。此外，还有一个相似令人奇怪，即年轻女性多、美丽姑娘多。这点堪与民意党一比高低。如德国“红军”的领导人乌尔里克·迈因霍夫是个“相当漂亮而腼腆的女人”〔27〕，日本“赤军”的缔造人重信房子更被称为“黑发美女”〔28〕。

如果你以为年轻姑娘能给恐怖运动带来一点怜爱，一点温情，使其更多一点人性，那就错了。在第二代恐怖组织中，女人比男人更凶残！

1976年，在被恐怖分子劫持的法航139次班机上，使旅客“丧失生的愿望”的是一个妙龄女郎。只要德国“红军”的加布里勒（又是一个金发美女）出现在哪里，哪里的旅客就全低下头，老人泪流满面，小孩失声痛哭。劫后余生的以色列妇女达维森写道：“这个虐待狂似的德国女恐怖分子，一直拿着手枪走来走去，使我们想起纳粹。”〔29〕

1978年，意大利“红色旅”绑架了前总理莫罗，在囚禁了五十五天之后将其杀害，由“具有惊人美丽”的安娜执行死刑。安娜朝莫罗胸前开了十一枪，但故意不朝心脏打〔30〕。何其残忍！

巴勒斯坦“人阵”的“因罪行及美貌而世界闻名”的莱拉·哈立德，在短短的一年时间里，四次（两次策划，两次率队）劫机，简直成了劫机专业户〔31〕。为了便于从事恐怖活动，她对自己的美貌（媒体称她“奥黛丽·赫本般的清丽面庞，眉目含羞楚楚动人”）开刀，六次整容〔32〕。

“黑九月”的瑞瑟·哈赛，护士学校学生，才十九岁，爱哭泣，在与同伙劫持比利时航空公司751航班受挫时，这位“白衣天使”不是饶了全机乘客，而是计划引爆身上的手榴弹，“和大家同归于尽”〔33〕。

暴力会使人异化，暴力会诱惑人。这些富裕家庭出身的年轻人，刚参加恐怖运动的时候，原也不是嗜杀成性的罪犯，有的甚至怀着崇高的理想。但一旦陷入暴力，尝到那种迷幻的快感，尝到控制感、主宰感，就为暴力所掌握，人就成了非人。

西方拍了不少“红色旅”、“共和军”题材的影片，正是看中了这种复杂性。这类影片大都是优秀影片，历史、文化、阶级、人性、心理、两性……多少对立面在这里相撞、消解，化得几分凄楚、几声抽泣。

在路德惨案结束后，大厅的空气中还散发着火药味、血腥味，人们在恐怖分子尸体的口袋里发现了一本《Rimbaud回忆录》，折角的那一页写着这样的诗句：“我把自己出卖给谁？我该崇拜什么禽兽？打击什么神圣偶像？碎谁的心？赞成什么谎言？踩着谁的血迹？……”〔39〕这是一个年轻的恐怖分子的心声。

从1980年起，第二代恐怖组织大多数作了忏悔，或者宣布停止活动。1983年1月，“红色旅”多人忏悔，囚禁在监狱里的意大利“红色旅”领导也公开发表声明，宣布“放弃武装斗争”〔40〕。1998年4月，德国“红军”在一篇八页的公报中宣布，它即将解散和终止其“城市游击战”〔41〕。2001年4月，“赤军”宣布了“解散宣言”〔42〕。2002年7月16日，爱尔兰“共和军”通过其政治组织新芬党的报纸发表忏悔声明，向所有被他们“伤及或杀死的非战斗人员……及他们的家人……表示诚挚的歉意和哀悼”〔43〕。……连巴勒斯坦“人阵”都停止了活动。

2001年3月9日，《参考消息》以《重新找回我自己》为题，刊登了一个原德国“红军”成员西尔克·迈尔—维特（女）的感人事迹。西尔克年轻时原是恐怖分子，受过德国政府通缉，判了十年徒刑（坐了五年牢），中年后悔过了。现在她以医生身份参加人道主义组织，奔波于世界各地为灾民服务，她现在才真正地走到为人民服务的行列中来。

将第二代恐怖分子与第一代比一比，最关键的区别是什么？第一代爱人民，善良！第二代草菅人命，凶恶！现在的问题是，第二代尚未完全退出历史舞台，第三代恐怖组织又诞生了。

与第二代相比，第三代恐怖分子有以下几个特征：第二代恐怖分子是政治型或民族型的，第三代是宗教型；第二代恐怖分子“不论他们的目的和动机是如何令人无法接受或反感，他们的意识形态和意图起码还是可以理解的”〔44〕，第三代不可理解；第二代恐怖分子对目标还是有选择的，一般并不刻意针对无辜，第三代专门选择无辜；第二代恐怖分子尚有底线（虽然是那么低），第三代无底线！第二代尚有人的感情，比如痛苦、疑虑、恐惧、忏悔（特别中年以后），第三代没有！第二代并不想将文明社会整个摧毁掉，第三代的目标就是摧毁文明社会。

举些例子吧。1990年，埃及的原教旨恐怖组织开始袭击西方旅游者，最多那次杀害了五十多个游客，既不是为了劫财，也不是为了绑架，没有人能解释是什么目的。阿尔及利亚的“圣战者”组织施暴时，经常是一个村庄一个村庄的杀过去，连妇孺、老人都不放过，完全当消遣。以往恐怖组织的行动多多少少还带有一定的政治目的，是“要更多的人看，而不是要更多的人死”，现在的恐怖活动则变成“既要更多人看，也要更多人死”，甚至变成“不要更多的人看，只要更多的人死”。以往恐怖是发生一次，出来一个组织宣称对此负责，现在是“作而不述”、“敢作不敢当”，9·11就没有人承认，美国认定“基地”时起初还有不少国家（如巴基斯坦及一些阿拉伯国家）持异议。印尼巴厘岛炸死一百九十多人也是没人承认，也是经过“破案程序”才追到伊斯兰原教旨组织的。以往恐怖组织每完成一次暴行必须如此这般为自己辩解一番，仿佛不如此良心不得安。现在可好，你看那些“哈马斯”、“真主党”、“烈士旅”，用装满铁钉的炸药包在车站、学校、超市、饭店引爆（人体炸弹），哪一次不是“彻夜狂欢”？

是不是我不知道，但这个主旨是激进的社会主义革命，后演变成反政府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