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林风举牌女郎被揩油:救命啊,老师叫写<<辩论浅析>>,搞不定的偶

辩论的乐趣

1999.8.28，星期六

名人谈辩论

中央电视台的解说员说：“薛兆丰的业余爱好是通过辩论，宣传西方经济学理论。”

我想，了解我的人，恐怕都不会有异议吧。

我以前听说，毛泽东在年轻的时候，有一次在朋友的家里高谈阔论。中途，主人因为要嘱咐仆人买菜做饭，不得已分了神。毛泽东看着这位朋友为了买菜的琐事，跟仆人絮絮叨叨说个没完，十分生气。道不同，不相为谋，毛泽东愤然离去。

我也听说，我心目中的英雄之一，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教授，与人交谈的话题永远只有一个，就是经济学。更难得的是，他秉性耿直，从不两面三刀( "I never say anything privately that I would not say publicly." )。那样的辩论，真是爽快。

我更不会忘记，十年前，我在卡尔·波普尔爵士的The 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里的一句话下所划的一道浓重的横线，那句话是："If we don't speak, who will speak?"

但是，我也知道，我心目中的另外一位英雄，香港大学的张五常教授，曾经断言：“我认识的理论高手，没有一个是喜欢争辩的。一个人的文章，一旦发表，就有了它自己的生命，是受赞同，是受批驳，都由不得你去控制，辩论是徒劳的。我只有一篇文章，我觉得没有写清楚，读者误会了，所以写了补充的一篇。我苦思冥想才写出来的论文，有些人看两眼就批这批那，我只能一笑置之。”

我明白，即使我完全接受张教授的断言，能够忍住不争辩，也不表示我就能成为理论的高手的。更何况，有毛泽东和弗里德曼的榜样在，我就心安理得地一再品尝唇枪舌剑、手起刀落的乐趣了。不过，每每在归途中，我还是会把张教授的话拿出来，再三想想他为什么会那么说。

这次，承蒙中央电视台安排，可以在镜头前比武，我当然要珍惜机会。

虽然，“民族激情与市场经济”、“行业管制与反垄断法”、“产权保护”、“政府扶持产业发展”，都是我滚瓜烂熟的话题。只要对方一开口，我就已经知道应该怎么答。但是，要把握电视节目数以秒计的宝贵时间，将过去通宵达旦地施展的功力，集中在两三招之内制胜，还是必须花点工夫。

准备辩论是有套路的。我以前参加过两次大学的辩论比赛，就摸索出一些门径，效果不错，这次当然要如法炮制。

口才是次要的，这正如高中程度以后的作文，书法是次要的一样。首先要把道理想清楚，至少要通得了自己这一关。事前越是苛刻地质问自己，整理出来的思路，就越是经得起推敲和考验。众人扰攘一番是难免的，但只有磐石才会留下来。

然后才是表达。要用短句，例子要典型，用词要朴实，尽量不用术语，更加没有耸人听闻的杜撰生词如“知识霸权”。

斯密、弗里德曼、科斯、阿尔钦、以至张五常，都只是娓娓道来，宛如一个思维健全的人在闲话家常。

不过，这也不难，相关的话题我都曾经写过不少文章，剪贴一下，凑起来的“模拟对话”里，很多段落都已经是经过锤炼的了。

最后是熟练。我要将“模拟对话”背诵下来。观众看到的，不是凤凰卫视的《锵锵三人行》，更不是亚洲电视的《龙门阵》和《港是港非》，而是从三小时的录象中剪接出来的三分钟。

灵机一动、短兵相接的片段，固然比较刺激，但那只能显示我的小聪明。我重复大道理，虽然显得比较呆板，但能够让有心的观众回味再回味。毕竟，恕我孤陋寡闻，中央电视台上以辩论的方式，直白地表达典型的自由经济思想的例子，毕竟还是第一次吧。如有先例，请读者提醒。

做完这些准备工作，我就收拾行装，准备出发了。

与尹忠东北上

“你终于可以跟自己喜欢的人比翼双飞了。”一个朋友戏谑道，她指的是尹忠东。

开始，我们都以为，只要在午饭时分，站在中央电视台食堂门口，就能够一口气把明星们都看完。所以，我邀请尹忠东陪我北上时，不仅要他负责给我提意见，还要自理来回机票，唯一的报答，是我提供机会给他结识央视的明星。见这么好的报答，他很快便答应了。

大学四年，有三年半我和他共用一间宿舍。大一的时候，晚上我给他朗读卢梭的《社会契约论》，不时夹杂一句“睡着了吗？”如果有反应，就继续念下去。

是我让他认清了斯大林的极左路线，是他惊醒了我黑格尔式的迷梦，并把我从支持政府积极干预经济的立场，拉到了今天的立场。

想当年，我曾经是个“文化人”。我大一的时候，满嘴都是“从另一个角度以更深的层次看人性的本质……后现代主义就是外围向中心的爆破……”这类思辩语言。

我那时不自觉地以为，突发奇想，生造概念，滥用比喻，滔滔不绝，就是学问，就是文化。这种乱说一通的文化，以黑格尔的著作为登峰造极。今天，我还能在《读书》里看到我当年的影子。

而尹忠东却天生是个没有“文化”的人。他有时质问，更多是充耳不闻。他给我的建议是：不用打比喻，你就事论事说就行了。

今天，我经常举例子，但几乎不再打比喻了。他的这个忠告，我终生受用。仅此一点，他就是我的老师。语文书上教我们，有一种论证方法叫“比喻论证”。但实际上，比喻是不能用来论证的。很多无效的辩论，就是双方在竞赛打比喻。

十多年来，建筑思想体系，磨砺分析工具，成了我们两人，尤其是我的最大兴趣。

尹忠东不如我勤奋，记性不如我好，冲劲不如我大，但这都不是重要的——重要的是他的判断能力比我强得多！很多次我认为他大错特错的事情，后来竟是他对了。这让我对他的意见不敢轻视，就算不接受，也还是要藏起来，时不时拿出来想一下。

“假如我死了，你还会继续关心这些话题吗？”我问他。

“恐怕不会了吧。没了你，我找谁说啊。”

“我九泉之下的阴魂跑上来找你，看见你不是在打游戏，就是在打麻将吧？”

“是，是，很可能，那才是正常人的生活。”

我是知道他在游戏或麻将就生气痛骂的人，这一点我有点象毛泽东，但如果我死了，也没有办法痛骂他了。

拜会茅于轼

今年初，我曾经和茅于轼在深圳共晋早餐。我一直很欣赏他用浅白的散文传达经济思想的做法。他的《生活中的经济学》脍炙人口，有些地方，例如关于“娼妓”的那篇文章，我不同意，但那已经是很难得的一本书了。

我欣赏他，还有另外一个原因，就是他是在年纪比较大的时候，思想才发生了比较大的转变。一个人能够在四十岁以后，依然保持一个开放的胸怀，是很可贵的。他属于那种按照常识正常思考的人，所以我相信，只要有足够的时间，我们的之间的分歧是可以缩窄的。

那天晚上，我们到他客厅坐下。我扼要地介绍了我的观点，市场是色盲的，同意；政府不应该扶持IT企业，同意；应该保护知识产权，同意；微软的垄断是合理的自然垄断，不同意！

我们于是就微软的垄断问题，展开了交锋。他先说，国外有一种衡量一个行业是否存在垄断的计算方法，就是各个企业所占行业的比例的平方和不能超过一个常数。比如，一个行业只有一个企业，100的平方是10000，超过了这个常数；只有两个，50的平方加50的平方等于5000，也超过这个常数……

我看了尹忠东一眼，但还是很耐心地等他说完，才告诉他：“你没有办法确定行业的边界，这一点做不到，后面的计算再精确也是徒劳。”

他马上明白过来，显然用企业占行业比重的办法难以界定垄断。他便说这个问题没有定论，然后换了一个办法，说衡量微软的定价是否合理，应该看微软的定价是否等于它的产品的平均成本。

尹忠东便告诉他，如果由政府出面，请专家去核算微软的平均成本，给微软的产品定价，微软就会失去控制成本的积极性，微软会把成本弄得很高，以至政府核算出来的价格跟现在差不多。茅于轼便说，这个问题没有定论。

高手过招，点到即止，我们没有纠缠下去。

其实，关于垄断问题，国内的经济学界，跟国外的经济学界有很不一样的看法。国内还到处流传当年拆散AT&T是多么的成功的说法，殊不知自那以后，汗牛充栋的论文批驳了那次拆散。

国内的学者，对于弗里德曼、贝克、阿尔钦、格林斯潘等人对反垄断法的严厉批评，更是一无所知。一说到垄断，他们就想到中国电信，而根本看不到行政垄断和自然垄断的差别。

盛洪说：“我们如果放弃建立反垄断法的权利，微软就会哈哈大笑。”显然，他不仅对反垄断法的坏处一无所知，还混淆了立法权和立法内容的关系，好象不行使建立垄断法的权利，就会被人占便宜一样。

这一点我和尹忠东上北京前就很清楚。中央电视台让我们推荐采访几个经济学家，我们有信心张维迎和林毅夫两个人会赞同我们的观点，但国内只有这两个人我们有信心。

可惜那两天两位都不在北京。至于茅于轼和盛洪就很难说，特别是盛洪，他的变数更大。事后看他们的采访记录，证实了我们的担心。

在辩论后，每个人都会评估一下胜负。但有时候，即使是自己赢了，也会暗暗佩服对方。有一次，我和我的一位经济学老师讨论问题。他说了一套如何确定价格的办法，我反驳说：“你虽然花两块钱买回来一个杯子，谁都知道这个杯子此时此刻值两块钱，但为什么是两块钱？永远也算不清楚。”

那位老师的回答竟然是：“你平时看的是什么书？”

事后我经常扪心自问，换了我是他，会那么敏锐地意识到自己错了，而且错得很严重，以至有兴趣探听对方的成功秘芨吗？

天则研究所是国内难得的研究所，我恳切希望茅于轼和盛洪两位所长，能够全面重新评估反垄断法的危害，扭转舆论对反垄断法的追捧。

我一直认为，人类所承受的灾难，更多的不是大自然造成的，而是我们所抱的错误思想造成的。辩论是充满乐趣的，而动力之一，是推销好思想的传道者精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