跟单文员工资一般多少:哈姆雷特作品是否有浪漫主义的体现

哈罗德布鲁姆在出版了以莎士比亚为西方文学经典核心的批评著作《西方正典》的四年后，出版了逐个分析莎士比亚剧本的研究专著《Shakespeare：The invention of the human》。在这本书的前言《Shakespeare’s universalism》里，布鲁姆延续了《西方正典》中对莎士比亚的定位，对于西方文学而言，莎士比亚居于不可动摇的至上地位，连圣经和神曲都无法相比。
　　为什么这样说？
　　他引用著名批评家Johnson的话并引伸说，是莎士比亚教会我们去理解人的本质（human nature）。莎士比亚为我们创造的痛苦与欢乐不仅仅是简单的对情绪的表达，实际上是让将这些情绪的真实性带进了我们的心智。换句话说，莎士比亚彻底改变了我们对这些情绪的感觉。进一步说，那就是莎士比亚重新创造了人类的情感世界。
　　在Bloom心中，莎士比亚是唯一一个成为道德神的作家，莎士比亚为现代人创造了情感与道德的秩序，也就是说，我们今天其实是以莎士比亚的方式去说话，去做事。希腊悲剧和神曲中没有包含像莎剧中如此多的现代因素。也正因为如此，浪漫主义、存在主义、精神分析等等十足的现代理论乃至眼下热门的政治哲学都为莎剧做了如此多的注脚和评论，乃是因为莎士比亚不但为他们提供了最基本的素材和理论灵感，而且也成为这些理论是否成立的试金石。
　　但我以为，要理解Bloom为什么要费这么大功夫解释和推崇莎士比亚，必须与他对伟大的书的看法结合起来。在无数个场合里，Bloom哀叹如今人们的阅读已经被各种时髦的政治正确、文化研究和大众传媒搞得七荤八素，很难再静下心来阅读伟大的经典。重新唤回经典在人们心目中的位置将不仅仅只是局限在大学教育的工作，而且还具有面向广大民众的辐射力和影响面。在Bloom看来，能够同时在精英和大众中赢得绝大多数读者的作家只有莎士比亚。而《圣经》则早被现代政治搞到私人领域里去，已经不再具有普适的号召力。如果一个人还敢在文学批评的著作里高呼上帝之名，那一定会被认为犯了时代错乱症，而且《圣经》也没有像莎士比亚那样能够具体入微地表达现代人的复杂而微妙的心灵世界。《神曲》虽然和莎士比亚一样深刻，但却并没有为我们提供莎士比亚笔下那么多活灵活现的灵魂。我们喜爱莎士比亚笔下的人物，很大程度是因为他们代表了我们的情感与道德，而令人敬畏的《神曲》则只能使人叹服，而无法对号入座。至于歌德的《浮士德》，在Bloom看来已经是一部离我们远去的作品了。也许正像歌德自己所说，他的全部作品只是他自传的一个个片断而已。而在莎士比亚的作品里（虽然歌德批评莎士比亚的人物说话都是一副模样），我们却很难说哪一个代表他自己。这种伟大当然不是弗洛伊德的解释所能概括的。在弗洛伊德那里，不能想象一个没有俄狄浦斯情结的人如何写出《哈姆雷特》。换句话说，只有莎士比亚一个人的作品体现了这种普适性，可以广泛赢得几乎所有人的喝彩。莎士比亚在精英阶层的成功并不难解释，虽然英国人和古典派并没有一下接收他，而老百姓也如此喜欢莎士比亚则在司汤达的《论拉辛与莎士比亚》中有了答案。在司汤达看来，拉辛与莎士比亚之争实际上体现了古典主义与浪漫主义之争。他对浪漫主义的定义是：为人民提供文学作品的艺术。这种文学作品符合当前人民的习惯和信仰。而古典主义则相反，索福柯勒斯们曾经都是那个时代的浪漫主义，然而随着时代的变迁古典作家们和他们的创作理念已不足以表达这个时代。司汤达之所以认为莎士比亚是浪漫主义作家，首先是因为他表现了战争的流血灾难和人们的痛苦。“要做浪漫主义者，就必须勇敢，因为，这是必须冒险的。”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上面，古典三一律无法彻底展示“激情的发展过程”。一场革命风暴和阴谋无法在拉辛的三十六小时的限制内得以表达。
　　司汤达借人民之口的说法实际上表达了所谓“Shakespeare’s universalism”的意图所在。不管这种普适性的社会产生机制是什么，我们不得不承认莎士比亚比古典作家来与我们今天每个人有更多的乃至本质的联系。不过Bloom似乎也感到这个时代呼唤经典之灵是件艰难到几乎不可能的事情。也许还是本雅明说得对，我们已经习惯于摄影与电影的震惊带给我们转瞬即逝的刺激，而无法细细品味弥漫在经典周围细腻的气韵了。

我认为不是应该是理想主义的体现

浪漫主义和理想主义的结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