岭南通能坐地铁吗:杜甫诗歌研究

杜甫诗充分表达了他对人民的深刻同情，揭露了封建社会剥削者与被剥削者之间的尖锐对立.杜甫以积极的入世精神，勇敢、忠实、深刻地反映了极为广泛的社会现实，无论在怎样一种险恶的形势下，他都没有失去信心，在我国悠久的文学史上，杜甫诗歌的认识作用、借鉴作用、教育作用和审美作用都是难以企及的。

杜诗最大的艺术特色是，诗人常将自己的主观感受隐藏在客观的描写中，让事物自身去打动读者。

楼主，我这里很多杜甫的研究资料，但是篇幅有限啊。

诗歌艺术研究

本世纪最早研究杜诗的专题文章是李详的《杜诗证选》，该文将杜诗化用"文选"之句、事、理者一一排比出来，虽然方法简单，但已非传统的诗文点评可比，初具现代学术意识。
二十年代，学界已能比较自如地运用现代治学方法研究杜诗，如段熙仲的《杜诗中之文学批评》、段凌辰的《杜工部七言绝句之研究》等即如此。
三、四十年代，人们研究杜诗的角度更多、方法更新，有综论杜诗风格和创作分期的，如振作的《杜甫诗研究》、吴泾熊的《杜甫论》、由毓淼的《杜甫及其诗研究》，有专论杜诗艺术技巧的，如玄修的《说杜》、邵祖平的《杜甫诗法十讲》、冯钟芸的《论杜诗的用字》，也有探讨杜甫诗歌创作理论的，如李辰冬的《杜甫戏为六绝句研究大纲》、郭绍虞的《杜甫戏为六绝句集解》、罗庸的《少陵诗论》、程会昌的《少陵先生文心论》、金启华的《杜甫诗论》等。当然，也有笺注杜诗、研究其版本流传情况，甚至将杜诗翻译成英文的。所以说，到四十年代末，杜诗研究已经形成一定规模，取得了较大成绩，同时也为后半个世纪尤其是八十年代以后杜诗研究的全面拓展、取得的长足进步，打下了较为坚实的基础。
五六十年代，许多专家开始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文艺思想对杜诗艺术成就和创作技巧进行探讨，出现了如萧涤非的《学习人民语言的诗人――杜甫》、冯文炳的《杜甫写典型――分析〈前出塞〉、〈后出塞〉》、冯至的《诗史浅论》等文章，虽然套用了苏联文学理论某些概念和名词术语，但对杜诗反映现实的深度和广度的挖掘分析上较之前人有明显的进步。另外一些学者则能从诗歌艺术本身立论，如夏承焘的《杜诗札丛》、缪钺的《杜诗中含蓄之法》等。此时还出现了分析杜甫诗歌美学观的文章，如吴调公的《青松千尺杜陵诗――论杜甫诗歌的美学观》，开阔了杜甫诗歌理论研究的视野。
经过文革长达十年的研究空白，从七十年代末开始，杜诗艺术研究以更加强劲的势头和空前的规模发展着，人们不但继承了传统治学方法的诸多优点，还大胆借鉴西方文艺理论和批评方法的长处，从各个角度、多层面对杜诗进行了深入、细致的探讨。为了较好地反映本世纪杜诗艺术研究取得的主要成绩和进展，本文下面将从综合研究、题材和分类研究、声律和分体研究、艺术渊源和影响、诗歌理论和审美理想等方面分别加以介绍。

一、艺术综论

杜诗艺术价值及其在诗歌史上的地位本世纪较早对杜诗艺术价值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作较为深入探讨的文章，是梁启超的《情圣杜甫》和胡小石的《李杜诗之比较》。梁启超认为，杜甫的作品，"自然是刺激性极强，近于哭叫人生目的的那一路；主张人生艺术观的人，固然要读他。但还要知道：他的哭声，是三板一眼的哭出来，节节含着真美；主张唯美艺术观的人，也非读他不可。"胡小石文则在杜甫与李白的比较中见出杜甫在中国诗歌史上独特的地位。
三四十年代，专门探讨杜诗艺术价值的文章主要有吴泾熊的《杜甫论》、由毓淼的《杜甫及其诗研究》。吴文从杜甫写实主义艺术成就的方面高度评价了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并进一步论述了杜诗中的真、善、美，认为杜甫有尖锐细密的观察力与惊人的写实手腕，即诗中"真"的表现；他有丰富的感情与同情心和由同情心而产生的非战思想与社会思想，即"善"的表现；谓杜甫诗中的美，并非指词藻、声律等外在的美，而是属于他性格的美。由毓淼文则根据杜甫论诗重"神"，因而称杜甫为"诗神"，说"工部既不仿效离骚，又不采用乐府旧题，而自己另外独创格调，自立新题，这便是他的伟大地方，工部诗的取材，多半是当代的时事，实在可以称得起是一个划时代的诗人，因为真正的唐诗还要从杜甫开始。"
五六十年代，人们因研究方法和文艺观的改变，对杜诗的艺术价值又有了新的认识。如刘大杰在《杜甫的道路》一文指出，杜甫诗歌的主要特色，是"他发挥了《国风》、乐府的现实主义精神，大量吸取民间语言，消化提炼，丰富了他的诗歌的言语，使得他的歌唱，同人民的生活情感更加接近，在表达情意、描画人物和叙述故事上，显得格外生动真实。"郭沫若在《诗歌史中的双子星座》一文中则认为，杜甫"和人民同命运、共甘苦，既从现实生活中积累了丰富的经验，而又向古代的诗人和民间的诗歌虚心学习，把古代的和民间的语言加以锤炼，而创造性地从事诗歌天地的开拓。因而他的诗歌便十分突出地具有严格的格律、深刻的表现、充沛的气势、雄厚的魄力，形式与内容相合无间，而使人不得不深受感动。思想性和艺术性，在杜甫的诗歌里，得到了高度的结合。"冯至《"诗史"浅论》又指出，"杜甫的诗是真实地继承了并发扬光大了《诗经》、《乐府》的优良传统，同时也吸取了六朝以来山水诗的艺术成就。他的诗是经得起用'兴观群怨'和'知人论世'的准绳来衡量的。他使中国诗歌的这种特点在世界文学中放射出灿烂的光辉。"蒋和森在《碧海挚鲸手――杜诗的气魄》则认为杜诗的艺术特点之一是具有"那种运笔如椽、令人为之神动心摇的气魄"，它在创作上的表现则是悲伤而不消沉、忧郁而不颓废，而古代诗人很少能达到杜甫这样的境界。
八十年代以后，人们虽然不再热衷于从整体上评价杜诗的艺术成就及其在中国诗歌史上的地位，但就仅有的几篇相关文章来看，在研究的深度和立论的新颖等方面，较之前人仍是有所前进的，如黄稚荃的《杜诗在中国诗史上的地位》、程千帆、莫砺锋的《杜诗集大成说》、刘开扬的《论杜甫诗歌在文学史上的地位》等。
杜诗风格论自古以来，人们多用"沉郁顿挫"来说明杜甫的艺术风格。本世纪的学者则对杜诗风格的审美内涵、产生原因和流变过程作了较为细入的分析。
八十年代以前，人们多就"沉郁顿挫"这一定评本身而论杜诗风格。如柯剑岐在《论杜甫诗歌的艺术风格》中首先认为，"沉郁"是杜诗的主要风格，"表现在杜甫创作中的那种深沉、锐敏的洞察力，以及由此而来的那种浩浩荡荡、波澜壮阔的生活画面；也是指那种苍老遒劲的笔触以及由于忧国忧民的伟大思想而来的忧郁色彩和悲剧气氛。"文章还探讨了杜诗这一风格的形成过程和原因，认为它是安史之乱前后特定历史时期的产物，是时代风格通过杜甫具体的世界观和创作实践的反映。759年前后是杜甫沉郁风格发展的顶峰；越到晚年则愈更增加了浓厚的悲剧气氛和衰飒情调。
类似的文章还有傅庚生的《沉郁的风格，闳美的诗篇》、安旗的《"沉郁顿挫"试解》等。傅庚生指出，杜甫当时所说的"沉郁"，近于所谓"诗教"的"温柔敦厚"，还是属于为封建统治者服务的范畴的；后来他一步步地走向人民，发展了他的诗歌，迨到发生了质的变化以后，诗的风格就已形成属于另一个范畴的"沉郁"。就是说，杜诗中日益明显的人民性使它固有的沉郁的风格日趋深广。安旗则认为，杜甫早年自称"沉郁顿挫"的含意，主要是表示学历之深厚，技巧之娴熟，希望唐玄宗能够赏识他，让他"执先祖之故事"；后来，杜甫有了更多的生活经验，特别是经历了干戈离乱，他尝了人生的艰难困苦，他对统治阶级的幻想日趋破灭，他和人民的生活与思想感情日益接近，他的创作才愈来愈成熟，他的"沉郁顿挫"的风格也才有了真正的深广的时代内容。即"忧愤深广，波澜老成"。而且作者又指出，"忧愤深广，而又以含蓄蕴藉的手法出之，才能显得'沉郁'。仅有忧国忧民之情不一定表现为'沉郁'。"
八十年代以后，虽然仍有一些学者力图对"沉郁顿挫"作出新的解释，如金学智的《杜甫悲歌的审美特征》、王南的《"沉郁顿挫"论》等。但更多的学者则从杜诗风格发展过程、分期或形成原因等方面着眼或在这一总体风格基础上分析杜诗的其他风格，如傅绍良《论杜甫诗歌的阴柔美》、刘地生的《杜诗韵字在形成风格过程中所起的作用》、金诤的《试论杜诗风格的地理特征》、裴斐的《杜诗八期论》、刘宁的《杜甫诗歌的平淡美》等。
其中傅绍良文认为，杜诗虽然偏于阳刚美，但同时也具有鲜明的阴柔美的特点，即：用谐趣和幽默摆脱痛苦命运的折磨，使人看到他带泪的笑，绝望中的希望；把自己的失意之愁、悠然之兴、超然之态化作对人生的留恋，对幽静境界的追求；细腻敏锐地感受自然，化客观景物为情思。刘地生文的研究方法和结论都很新颖，它通过对杜诗中一系列例证的研究，认为杜诗用韵与作者为人的作风相称，惯用入声韵，惯用i元音造成的韵母，或用闭塞音[-p]、[-t]、[-k]收尾入韵。由于i发音轻细，而[-p]、[-t]、[-k]发音短促，使这些韵字的整个发音变得微弱急促。这些韵字的发音特点同作品的思想因素一道参与作用，构成了杜诗沉郁顿挫的整体风格。金诤文认为，地理的差异，明显作用着杜甫的诗歌创作。黄河流域粗放朴健的水土风沙，形成了杜甫那质实雄浑而不务奇情幻彩的艺术风格，杜诗中那些标志着古典现实主义顶峰的作品，字字句句都散发着黄土高原泥土的气息；由秦州经同谷入蜀，高山峻岭，历涉艰险，使杜甫入蜀诗篇又具有秦岭的峭拔凌厉之风；入蜀之后，杜甫一直生活在长江流域，气候湿润多雨，景物清奇峻丽，山川幽壑娟秀，这就使此后的杜诗明显的带有南国的风韵，而在创作上也转向了抒情与艺术技巧的锤炼。裴斐文将杜诗发展分成八个时期：即壮游时期是杜诗风格尚未形成的懵懂期；长安十年是杜诗沉郁顿挫风格的形成期；辗转兵燹是杜诗既成风格的发展期；奔逃陇蜀是杜诗风格的变化期；栖息草堂是杜诗新风格（萧淡婉丽）的形成期；流离两川是杜诗风格的再变期（即由萧淡婉丽变为雄浑悲壮）；羁留夔州是杜诗两类风格（壮美、柔美）全面发展和登峰造极的时期；落魄荆湘是杜诗发展的落潮和光辉的结束期。这种划分不仅比传统的四期说更为细致，而且注意到杜诗不同时期的风格变化，比起笼统的以"沉郁顿挫"概括全部杜诗更能全面真实反映杜诗的面貌。刘宁文则另辟蹊径，着重分析了杜甫诗歌的平淡美。
还有一些文章探讨了杜甫在某一特定地域、时期的诗歌风格和艺术成就，如王锡臣的《论杜甫夔州诗的艺术成就》、卞孝萱、乔长阜的《杜甫的〈夔州歌〉与刘禹锡的〈竹枝词〉――兼论杜甫夔州诗的艺术特色及其形成原因》、何丹尼的《杜甫早期诗论》、缪钺的《杜甫夔州诗学术讨论会开幕词――综述杜甫夔州诗》、张宏生的《杜甫夔州诗所反映的生活悲剧》、马德富的《杜甫夔州诗风格的正与变》、杨恩成的《论杜甫漫游时期的诗歌创作与审美观》、吴明贤的《试论杜甫早年的诗歌创作》等。
另外，四川省杜甫研究会于1984年4月23日至26日，在成都杜甫草堂召开了杜甫夔州诗学术研讨会，全国各地研究杜甫的专家学者八十多人参加了会议，共收到论文四十多篇，其中部分论文后来发表在《草堂》和《文学评论》等刊物上，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杜甫夔州诗研究的发展。甘肃省杜诗研究界则对杜甫陇右诗进行了较有成效的研究，先是在1985年出版了李济阻的《杜甫陇右诗注析》。此后，地处陇上的甘肃省天水师专中文系的教师们一直潜心研究杜甫陇右诗，他们的研究成果大部分收入了《杜甫陇右诗研究论文集》。1996年9月9日至13日，中国杜甫研究会第二次学术讨论会，在甘肃省天水市召开，来自全国各地及港、澳、台地区的80多位学者出席了大会。大会共收到论文60多篇，集中讨论了杜甫陇右诗的思想内容、艺术成就及其在杜诗中的地位。
杜诗艺术手法与技巧早在本世纪上半叶，就有不少学者撰文专论杜诗中的艺术技巧和手法，如玄修的《说杜》、罗庸的《读杜举隅》、邵祖平的《杜甫诗法十讲》、《杜诗精义》、刘禹昌的《"香稻碧梧"句法引类及溯源》、冯钟芸《论杜诗的用字》等。其中，玄修文鉴于历代评杜诗者多就篇就句论之，就篇者多言其所指，就句者多言其炼辞，总论作法者绝少的情况，专门探讨杜甫五律、七律等各体章法、律法之妙及渊源所自。邵祖平文则从体裁、兴寄、义蕴、声律、事实、警策、沿依、派衍、同异、善学等十个方面论述了研读杜诗时应该细心体会之处。冯钟芸文则专就遣词造句这一因素造成幽美与壮美之别，论述了杜诗中的这两种风格。
五六十年代，虽然大多数人喜从人民性、现实性及整体艺术风格等方面论杜，但仍有一些学者能从诗歌艺术本身入手，探讨杜诗中高妙的艺术手法和技巧。如李汝伦的《略论杜甫的讽刺》、许永璋的《谈四首杜诗的表现方法》、缪钺的《杜诗中含蓄之法》、方管的《读杜琐记》、金启华的《杜诗技巧论》、霍松林的《尺幅万里――杜诗艺术漫谈》等。其中缪钺文分析了含蓄之法在杜甫不同体裁、题材的诗歌中的不同表现。方管文论及杜诗以丽句写荒凉、于沉雄富丽寄哀伤之类的高妙诗境。金启华文则归纳出以赋为主、间用比兴，以议论为主和错综地描写情景，句法的变化和炼字的精当，各种诗体的熟练运用并有所创新等杜诗中的几个主要技巧。霍松林文所说的"尺幅万里"是指杜甫基本上从人民的愿望出发，用多样的、完美的艺术形式，极其广阔、极其深刻、而又极其生动地反映了安史之乱前后几十年的社会生活。而杜诗的这个艺术特点，又是由典型事物的艺术反映、适当的夸张和以少胜多的艺术语言、穷极变化的章法、充满激情的、活生生的生活画面等因素形成的。
十年动乱之后，学界探讨杜诗艺术技巧和手法的成果更多。人们除了从章法、句法、用字、情景关系、议论与抒情等传统视角着眼，还从意境、意象、色彩、音乐性、制题艺术、用典、叙事艺术等更多的角度分析杜诗艺术的精微之处。
这一时期专论杜诗某一艺术技巧和手法的文章主要有萧涤非的《试论杜甫的比兴》、吴小如的《略论杜诗的用事》、吕福田的《杜诗修辞技法》、许总的《杜甫以文为诗论》、吴慧的《杜诗中的色彩映衬》、吕福田的《试论杜诗中对动词模糊性的运用》、徐仲涛的《略论杜诗的命题》、万云骏的《大与细、宏观与微观在杜诗中的反映》、刘明华的《杜诗用典中所体现的诗人自我形象――杜甫修辞艺术论之一》、曹慕樊的《杜诗的起结》、陈祥耀的《论杜诗直起法》、谢思炜的《杜诗叙事艺术探微》、张国伟的《杜诗中谬理的审美效应》、蒋长栋的《试论杜甫的比兴体制》、管遗瑞的《试论杜诗结构的顿挫美》等。其中，萧涤非文将杜诗中的"比"分为无寄托的比和有寄托的比两大类，将杜诗中的"兴"分为"触物以起情的兴"和"兼含比喻的兴"，以见出杜诗中比、兴的丰富多彩。许总文则探讨了以文为诗在开拓杜诗的表现内容和丰富杜诗的艺术形式等方面的积极作用，并阐发了杜诗这一艺术手段在诗歌史上的历史意义。吴慧文指出，杜诗中常常把色彩字放在句首，这种艺术手法，是有其美学道理的。如"碧知湖外草，红见东海云"，就是根据人的感知客体的过程先后而言；又如"红深珊瑚短，青悬薜荔长"，上下句颜色相衬，是为了在色彩的组合上造成先声夺人的艺术意境。吕福田文则借鉴了模糊数学的概念研究杜诗，他认为杜诗意境的含蓄蕴藉往往是借助弹性较大的语言，即语言的模糊性实现的。如杜诗描写水常用的"动"，描写鸟常用的"度"和"过"，就是一些隶属度较宽的动词，构成了模糊含蓄的意境。万云骏文则认为，杜诗中大与细、远视与近视之间有时不但是不同画面的映衬，而且存在着内部相衔相生的关系。其表现在杜诗创作中则是：平时远大的政治抱负和洞烛幽微的观察能力的结合；诗人虽然局处一隅，但视野极其开阔，大与小的对比所表现的诗人的孤独和社会的无情，等等。谢思炜文突破了近世文学分类意义上的叙事与抒情的标准，而着眼于中国文人诗歌特殊的记事传统和民间叙事传统的区别，通过对杜甫困守长安、安史乱中、漂泊西南三个时期反映现实的诗歌的解析，指出"抒情记事诗在他的创作中无疑占据了最主要的位置"，而叙事、记事两种形式的结合，才使得杜诗具有"诗史"的性质。张国伟文将杜诗中的谬理分为知觉变异、思维超常、想象奇特、大胆夸张、违反逻辑、语言错序、离形得似，共七类，并分别加以阐述，指出杜诗的谬理具有化腐朽为神奇、变抽象为具体的效果，增加了奇趣、理趣、逸趣，有着特殊的审美效应。
八十年代以后最为引人注目的现象，就是出现了不少研究杜诗意象、意境的表现艺术的文章。其中较具深度和新意的主要有：王岳川的《杜甫诗歌的意境美》、江裕斌的《试论杜甫对诗歌意象结构与音律的开拓与创新》、林继中的《情感意象的几种构图方式》、陈开勇的《杜甫的艺术追求：情感与表达――对比兴自然意象与悲剧自然意象的考察》等。
另外，刘明华还出版了《杜诗修辞艺术》一书，该书比较全面、系统地探讨了杜诗中的诸多艺术手法和技巧，其中对杜诗语言艺术的分析尤为细致、深入。

杜甫的诗是历史的真实写照，被称为诗史。他与李白一起创造了中国诗歌的不可逾越的双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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