滋补品店开业宣传:发射2弹1星的发射时间,及相关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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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新中国成立以来,频频受到来自美国的核威胁。为打破这一威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从中国国防建设的需要和国家经济条件的可能出发,自50年代中期开始,动员全国各方面的力量大力协同、联合攻关,迅速突破和掌握了以“两弹一星”为核心的国防尖端技术,完成了自行研制原子弹、氢弹、导弹和人造卫星、核潜艇等国防尖端武器装备的历史任务,从而使中华民族整体自卫防御水平得到极大提高,使中国的世界大国地位得到进一步巩固。
  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1955年1月,中共中央作出了中国要发展核工业,研制原子弹的战略决策。7月,中央指定陈云、聂荣臻、薄一波组成三人小组,负责指导原子能工业的发展。这一年,中科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在静电加速器、多种核探测器、核电子仪器和铀的提取、纯化、分析测定等方面取得重要科研成果。1956年11月,一届人大常委会决定设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第三机械工业部(1958年2月改为第二机械工业部),主管核工业的建设和发展。
  中国在研制原子弹的起步阶段曾得到过苏联的技术援助。1957年10月15日,中苏签订了《关于生产新式武器和军事技术装备以及在中国建立综合性的原子能工业的协定》。广大科技人员认真学习、消化、吸收苏联的技术知识和建设经验,因而少走了一些弯路,建设起点也比较高。同时,中国又始终坚持把立足点放在自己力量的基础上,重视建立自己的科研基地和工业体系,逐步形成了一套有中国特色的技术路线、组织形式和工作方法。因此,当苏联1959年6月单方面毁约停援时,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工作迅速转移到全面自力更生的轨道。为了表达中国人民迎着困难上的决心和意志,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工程代号定为“596”。
  核武器是现代各种科学技术成果的高度结晶,其研制的复杂性几乎牵涉到国民经济所有的生产部门和技术领域。为此,从1960年到1962年,经中央批准从全国选调了数百名科学研究人员和工程技术人员参加原子弹技术攻关。1962年8月,二机部党组正式向中央写报告,提出争取在1964年最迟在1965年上半年爆炸第一颗原子弹。中共中央批准了这个报告,决定成立以周恩来为主任的15人专门委员会(简称中央专委),以加强和统一国防尖端科技事业的领导。毛泽东也向全国发出“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的总动员令。在周恩来的部署和协调下,全国上百个部委、20多个省市自治区、900多个工厂、院校和科研机构都程度不同地投入了力量,第一颗原子弹的研制步伐大大加快。同时,西北核武器研制基地的全面建设工作也迅速展开。1964年4月,中央专委正式作出决定,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工作在9月10日前做好一切准备。
  1964年8月,中央军委批准成立以副总参谋长张爱萍为书记的中共核试验基地党委,派张爱萍、刘西尧分别为首次核试验正、副总指挥,前往试验现场。10月14日,周恩来下达第一颗原子弹装置就位的命令。10月16日下午3时整,第一颗原子弹装置按预定时间准时起爆。在一道炫目的光芒闪过之后,随着一声巨响,新疆罗布泊核试验场升起了中国自己的蘑菇云。从此,中国成为继美国、苏联、英国、法国之后第五个拥有核武器的国家,中国国防现代化跨人了一个崭新的阶段。
  第一枚核导弹试验成功
  1955年,著名空气动力学家钱学森冲破美国政府的重重阻挠,回到了祖国大陆。1956年2月,钱学森起草《建立我国国防航空工业的意见书》,提出了我国火箭和导弹事业的发展计划。中央决定,采纳钱学森的建议,组建中国的导弹科研、设计和生产机构。4月国务院成立以聂荣臻为主任、黄克诚、赵尔陆为副主任的国防部航空工业委员会。5月,中央军委正式作出在中国建立和发展导弹事业的决定。1960年9月10日,中国第一次用国产燃料成功发射苏制P一2导弹。11月5日,中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近程导弹“东风1号一举发射成功,中国在掌握导弹技术方面迈出了可喜的第一步。
  1964年6至7月,中国连续成功地发射3枚中程运载火箭。8月,钱学森就提出了新的设想——用自己的中程运载火箭把核弹头送上天。将导弹与原子弹结合起来,组成有实战价值的核武器,是当时世界国防科技中的重大课题。钱学森的设想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视。9月:日,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央专委会议,决定成立由钱学森领导的“两弹结合”方案论证小组。在抓紧研制运载工具的同时,研制核弹头的工作也在分秒必争地进行。1965年5月14日,一架罐式轰炸机在中国西部上空投下一枚小型核弹,核弹按设计要求在距地面一定的高度爆炸。这次核试验的成功使导弹核武器的研制工作迈进了一大步。
  1966年9月,核弹、导弹“两弹结合”的试验准备工作就绪。按照试验方案,将用导弹运载核弹头,从甘肃和内蒙古交界的巴甘吉林沙漠打到新疆的罗布泊。10月25日晚,聂荣臻受中央委托,飞到发射场主持试验。27日上午9点整,随着一声“点火!”的口令,大漠上闪现出一团耀眼的火光,中国自行设计研制的第一枚地地导弹“东风2号”载着核弹头拔地而起,像一条巨龙朝千里之外的目标飞去,核弹头在预定的靶标上空精确地爆炸。“两弹结合”试验的成功,打破了国外敌对势力对中国“有弹无枪”的嘲笑。
  在研制“两弹”的同时,中央军委着手创建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当时称之为“炮兵特种部队”,属军委炮兵建制。随着中国的地地战略导弹由单一型号向多种型号发展,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于1966年6月6日决定,以原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领导机构为基础,与军委炮兵领导机构中管理战略导弹部队的机构合并,组建地地战略导弹部队领导机构。周恩来主持筹建工作,并将地地战略导弹部队命名为第二炮兵。7月、日,第二炮兵领导机构在北京正式成立。翌年7月4日,中央军委任命向守志为第二炮兵司令员,李天焕为政治委员。从此,中国人民解放军的战斗序列里增添了一个实施战略核反击任务的新兵种。
  第一枚氢弹爆炸成功
  二机部和核武器研究所在完成原子弹研制工作后,开始集中力量展开对氢弹的理论研究。1965年8月,二机部向中央专委报批了《关于突破氢弹技术的工作安排》。为了争取时间,核武器研究所决定立足于已有的核材料进行氢弹的技术攻关,闯出一条研制氢弹的新路子。12月,二机部和核武器研究所提出了1966至1967年氢弹科研、生产的两年规划,制定了“突破氢弹,两手准备,以新的理论方案为主”的方针。中央专委批准了这一规划,第一枚氢弹的各项研制试验工作卓有成效地展开。
  1966年初,中共中央针对国际形势的发展,提出了加快氢弹研制步伐的要求。毛泽东在一份报告上批示:“敌人有的,我们要有,敌人没有的,我们也要有。原子弹要有,氢弹也要快。管他什么国,管他什么弹,原子弹、氢弹,我们都要超过。”5月9日,在西北试验基地进行了一次含有热核材料的原子弹空爆试验。这是中国进行的第三次核试验。试验为氢弹设计取得了重要数据。12月28日,进行了按新的理论方案设计的氢弹原理试验。中央专委根据这次试验结果,决定集中力量直接进行全当量的氢弹试验。1967年初,国务院有关部门得到一个信息:法国有可能在7月份试验氢弹。听到这个消息,中国科学家的第一个反应是:我们的氢弹试验必须提前,中国一定要赶在法国前面试验成功全威力氢弹。1967年2月,国防科委决定把首次氢弹试验提前到1967年第二季度进行。不久,28个参试单位的几千人进驻核试验基地,试验准备工作全面展开。6月17日8点整,驾驶726号轰一6飞机的徐克江机组,携带着中国的第一枚氢弹飞到罗布泊试验场的靶标上空投弹。飞上天后,由于驾驶员的心情过于紧张,忘记了按自动投掷器按钮,致使氢弹没能在预定时间准时投下。这时,周恩来通过耳机命令机组人员:千万要镇定、果断,再来一次。8点20分,第二次飞行投弹顺利完成。氢弹降落到预定的高度后在空中成功起爆!随着刺眼的闪光和雷霆般的轰鸣,东方地平线上出现一个巨大的火球。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试验成功,美国用了7年零4个月,苏联用了4年,而中国只用了两年零8个月。对此,毛泽东在一次会见外宾时曾幽默地说:这是赫鲁晓夫帮忙的结果,撤走专家逼我们走自己的路,要感谢赫鲁晓夫呢,应该给他发个1吨重的大勋章!
  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发射成功
  1957年,苏联和美国先后成功发射人造地球卫星,开始了航天技术领域的竞争。1958年,中国也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领导小组,负责筹建人造卫星、运载火箭以及卫星探测仪器的设计研究机构。考虑到我国的国力条件,中央军委采取了“两弹为主,导弹第一”的发展国防尖端技术的方针。1964年6月29日,中国自己研制的中近程地地导弹首次飞行试验成功,标志着中国已经具备了发射人造地球卫星的能力。1965年1月8日,钱学森正式提出报告,建议早日制定人造卫星的研究计划并列入国家项目。中央批准了钱学森的报告,并将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工程代号取为“651”工程。
  在讨论人造卫星的具体规划方案时,考虑到国际政治影响,中国的第一颗人造卫星应该比苏联、美国的第一颗卫星先进,即卫星重量大、寿命长、技术新,还要“上得去,抓得住,听得见,看得见”。经过专家论证,决定以《东方红》音乐代替无线电呼号,并以“东方红1 号”命名这颗卫星。为了让人们在地球上就可以看见它,特意在末级火箭上设置“观测裙”,使人们在收听到卫星发送的《东方红》乐曲的同时,还可以观察到它在太空运行时闪闪发光的轨迹。
  正当人造卫星计划加紧实施的时候,遭遇了“文化大革命”的干扰。在这种情况下,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决定:原先由中科院领导的人造卫星工程改由国防科委直接组织领导。随后,周恩来又列出一份需要重点保护的科技人员名单,指示有关人员要不惜用武力保证他们的研究工作正常进行。随着中国火箭技术的飞速发展,人造地球卫星有了可靠的运载工具。科技人员将中远程火箭的第一、二级加以改进,加上新研制的第三级固体燃料火箭,构成了中国第一枚三级运载火箭“长征1号”。1970年3月,“东方红1号”卫星和“长征1号”运载火箭总装完毕,4月1日运抵发射场。4月24日晚上9点35分,随着一声“点火”的号令,“长征1号”火箭在酒泉卫星发射基地成功地将“东方红1号”人造地球卫星送人太空。
  第一艘攻击核潜艇下水
  中国最初决定研制核潜艇是1958年。这一年的6月29日,中共中央批准了聂荣臻《关于开展研制核动力潜艇的报告》。此后,海军与二机部开始组织人员进行核动力装置用于核潜艇的研究。1960年6月,原子能研究所提出了《核潜艇动力方案设计(草案)》。1961年,海军组建舰艇研究院,由刘华清、戴润生分别担任院长和政委,逐步形成比较完整的造船科研体系。1962年,由于国家经济遇到暂时困难,核潜艇的研制被迫下马。随着国民经济形势的好转和第一颗原子弹的爆炸成功,中央专委于1965年指示核潜艇的研制工作重新上马,要求攻击核潜艇于1972年下水试验。
  核潜艇工程上马后,海军舰艇研究院于1966年11月完成了第一艘核潜艇总体方案的设计。1967年8月,中央军委发出新中国建立以来第一个《特别公函》,不准任何人以任何理由冲击核潜艇研制工程,从而保证了核潜艇的研制工作在“文化大革命”期间不致中断。1968年11月,第一艘核潜艇开工建造。核潜艇的动力装置是通过蒸汽轮机将原子分裂过程产生的大量热能转换为机械能带动潜艇推进,它能使潜艇长期在水下航行。建立核动力装置的陆上模拟试验反应堆,是将核动力装置安装到潜艇以前必须进行的中间试验。为组织协调各方面的工作,1969年10月成立了由海军牵头的核潜艇工程领导小组。1970年8月28日,中国第一个核动力装置的陆上模拟试验反应堆运转试验顺利完成,各项试验基本达到或超过了原定的设计指标,为第一艘核潜艇的下水试航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1970年12月26日,是毛泽东77周年诞辰,中国第一艘核潜艇选择这一天为下水日。在人们的欢呼声中,中国第一艘攻击核潜艇像一条灰色的大鲸鱼,从泊位上慢慢游向前方,不久便隐没在滔滔的万顷碧波之中。从1971年4月起,这艘核潜艇成功地进行了各类试验,先后出海20余次,累计航行6000多海里,主要战术技术性能都达到或接近设计指标。1974年8月1日,海军司令员萧劲光宣布中央军委命令:第一艘攻击核潜艇命名为“长征1号”,正式编人海军战斗序列。

  23位二弹一星元勋,是中国人就不应该忘记

  1.钱三强 (1913-1992)

  浙江省湖州市人,1913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后赴法国巴黎大学居里实验室和法兰西学院原子核化学实验室从事原子核物理研究工作,获博士学位,1946年获法国科学院亨利·德巴微物理学奖金。1948年回国,历任清华大学物理系教授,北平研究院原子能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所(后改为原子能所)所长、计划局局长、副秘书长,二机部副部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中国物理学会理事长、中国核学会名誉理事长、中国科学院特邀顾问。1992年逝世。

  中国原子能事业的开拓者和奠基人之一。50年代领导建成中国第一个重水型原子反应堆和第一台回旋加速器,以及一批重要仪器设备。使我国的堆物理、堆工程技术、钎化学放射生物学、放射性同位素制备、高能加速器技术、受控热核聚变等科研工作,都先后开展起来。在苏联政府停止对中国的技术援助后,一方面迅速选调一批优秀核科技专家去二机部,直接负责原子弹研制中各个环节的攻坚任务,一方面会同中国科学院有关领导人,组织联合攻关。使许多关键技术得到及时解决,为第一颗原子弹和氢弹的研制成功作出重要贡献。早在1960年,即在原子能所组织中子物理理论与实验两个研究组开展氢弹的预研工作,为氢弹研制作了理论准备,促成了中国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后仅两年零八个月,就研制成了氢弹。

  2.钱骥 (1917-1983)

  江苏省金坛县人,1917年生,男,中共党员,空间技术和空间物理专家。

  1943年毕业于中央大学师范学院。1949年后,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室副主任、主任,二部卫星设计院业务负责人。1968年以后,历任七机部第五研究院卫星总体设计部主任,第五研究院副院长、科技委副主任。中国宇航学会理事,中国空间科学学会副理事长。1983年逝世。

  我国空间技术的开拓者之一。领导卫星总体、结构、天线、环境模拟理论研究。负责与组织小型热真空环境模拟试验设备、中小型离心机、振动台设备的研制。负责领导探空火箭头部空间物理探测仪器、跟踪定位和数据处理设备的研制,获得丰富的试验资料。参与制定星际航行发展规划,提出多项有关开展人造卫星研制的新技术预研课题,为我国空间技术早期的发展做了很多开拓性工作。1965年提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设想》的报告。组织编写《我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纲要设想》,组织并提出预研课题,为人造卫星研制打下了初步的技术基础。负责组建卫星总体设计机构,是我国第一颗卫星东方红一号方案的总体负责人。同时为回收型卫星的研制做了大量技术和组织领导工作。1964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二等奖。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3.姚桐斌 (1922-1968)

  江苏省无锡市人,1922年生,男,中共党员,冶金学和航天材料专家。

  1945年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1947年赴英国伯明翰大学工业冶金系留学,1951年获博士学位,1954年赴联邦德国亚亨工业大学冶金系铸造研究室任研究员兼教授助理。1957年回国后,历任国防部第五研究院一分院材料研究室研究员、主任,材料研究所所长。1968年逝世。

  作为我国第一代航天材料工艺专家和技术领路人,对现代冶金学有关金属和合金粘性、流动性的研究卓有成绩。1962年组织制定了国防部五院材料工艺的研究方向,并按“材料要先行”的要求,安排组织材料工艺的预先研究。在此前后的4年中,他除向国内各兄弟单位提出大量研究课题外,在所内开展的研究课题500多项。领导和指导锰基钎料合金的研制和钎焊工艺研究课题,研制成国产一号及二号锰基钎料,并以钎焊结构取代了我国液体火箭发动机的老式焊接结构。主持了液体火箭发动机材料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和液体火箭焊接结构的振动疲劳破坏问题的研究,并应用到型号的研制工作上,对火箭部件的设计、选材和制造起了指导性的作用。他治学严谨,以身作则,为科研人员培养和作风建设作出了重要贡献。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4.赵九章 (1907-1968)

  浙江省吴兴县人,1907年生,男,地球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33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5年赴德国攻读气象学专业,1938年获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西南联合大学教授,中央研究院气象研究所所长。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所所长、卫星设计院院长,中国气象学会理事长和中国地球物理学会理事长。1968年逝世。

  中国人造卫星事业的倡导者和奠基人之一。从1957年起,他积极倡议发展中国自己的人造卫星。1958年8月,中国科学院成立人造地球卫星研制组,他是主要负责人。同年10月,提出“中国发展人造卫星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要由小到大,由低级到高级”的重要建议。在他领导下,开创了利用气象火箭和探空火箭进行高空探测的研究,探索了卫星发展方向,筹建了环境模拟实验室和开展遥测、跟踪技术研究,组建了空间科学技术队伍。1964年,根据国内运载工具的发展,他提出了开展人造地球卫星研制工作的建议。他对中国卫星系列发展规划和具体探测方案的制定,对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返回式卫星等总体方案的确定和关键技术的研制,起了重要作用。在他的领导下还完成了核爆炸试验的地震观测和冲击波传播规律以及有关弹头再入大气层时的物理现象等研究课题。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5.邓稼先 (1924-1986)

  安徽省怀宁县人,1924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1945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物理系,后在北京大学任教。1948年10月缚美国普渡大学物理系留学,1950年获物理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助研、副研究员,二机部第九研究所理论部主任、第九研究院副院长、院长,国防科工委科技委副主任,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等职。中共第12届中央委员。1986年逝世。

  在原子弹、氢弹研究中,领导开展了爆轰物理、流体力学,状态方程、中子输运等基础理论研究,对原子弹的物理过程进行了大量模拟计算和分析,迈出了中国独立研究核武器的第一步。领导完成原子弹的理论方案,并参与指导核试验的爆轰模拟试验。原子弹试验成功后,立即组织力量,探索氢弹设计原理,选定技术途径。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1986年获全国劳动模范称号,1987年和1989年各获一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6.王淦昌 (1907-1998)

  江苏省常熟县人, 1907年生,男,中共党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29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物理系。1930年赴德国柏林大学留学,1934年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回国。曾任山东大学、浙江大学教授。1950年5月以后,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苏联杜布纳联合核子研究所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二机部副部长兼原子能研究所所长,核工业部科技委副主任,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2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中国物理学会副理事长,中国核学会第一届理事长,第3、4、5、6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1998年逝世。

  核武器研制的主要科学技术领导人之一,核武器研究实验工作的开拓者。在从事核武器研制期间,指导并参加了中国原子弹、氢弹研制工作。他是原子弹冷试验技术委员会主任委员,指导了中国第一次地下核试验,领导并具体组织了中国第二、三次地下核试验。主持指导的爆轰物理试验、炸药工艺、近区核爆炸探测、抗电磁干扰、抗核加固技术和激光模拟核爆炸试验等方面都取得重要成果。1964年他与苏联著名科学家巴索夫同时独立地提出激光惯性约束核聚变的新概念。他是中国惯性约束核聚变研究的奠基者。积极促成建立了高功率激光物理联合实验室并一直指导惯性约束核聚变的研究。积极指导原子能研究所开展电子束泵浦氟化氢激光器等的研究。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7.彭桓武 (1915- )

  湖北省麻城市人,1915年生,男,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35年清华大学物理系毕业。1938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从事固体物理、量子场论等理论研究,获哲学博士和科学博士学位。1945年与N·玻恩共同获得英国爱丁堡皇家学会的麦克杜加耳——布列兹班奖。1948年被选为皇家爱尔兰科学院院士。1947年回国,历任中国科学院近代物理研究所研究员、副所长,二机部第九研究所副所长、第九研究院副院长等职。

  领导并参加原子弹、氢弹的原理突破和战略核武器的理论研究、设计工作.在中子物理、辐射流体力学、凝聚态物理、爆轰物理等多种学科领域取得了对实践有重要指导意义的一系列理论成果,并为中国核事业培养了一批优秀人才。1972年调任中国科学院高能物理研究所副所长,1978—1983年任理论物理所所长。1982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1985年获两项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8.程开甲 (1918- )

  江苏省吴江市人, 1918年生,男,中共党员,核武器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

  1941年毕业于浙江大学物理系,1946年赴英国爱丁堡大学留学、工作,1948年获博士学位后任英国皇家化学工业研究所研究员。1950年回国,历任浙江大学、南京大学副教授、教授,二机部核武器研究所副所长、核武器研究院副院长,国防科工委核试验基地研究所副所长、所长、基地副司令员、科技委常任委员、顾问。现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装备部科技委顾问。

  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研制的开拓者之一,我国核武器试验事业的创始人之一。在国内第一个计算出原子弹爆炸的弹心温度和压力,其内爆机理研究解决了原子弹的关键问题,为原子弹爆炸威力、弹体结构设计提供了重要依据。他创建了核试验研究所,成功地设计和主持了首次原子弹、氢弹、导弹核武器和增强型原子弹等不同方式的几十次核试验,推动了核武器设计、改进和试验技术协调发展。他是核试验总体技术的设计者,及时提出了向地下核试验方式转变的建议并在较短的时间里组织实现了大气层试验向平洞与竖井试验的转变。创立我国自己的系统核爆炸及其效应理论,为我军的核武器应用奠定了基础。开创了核爆炸的测试研究,对武器的研制及改进、效应及其防护研究起到重要作用。开创了抗核加固技术新领域并完成首次抗加试验。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9.黄纬禄 (1916- )

  安徽省芜湖市人,1916年生,男,中共党员,火箭技术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7年毕业于英国伦敦大学帝国学院,获硕士学位。回国后,历任“东风一号”副总设计师兼控制系统总设计师、“东风二号”副总设计师、“东风三号”副总设计师、潜地固体战略导弹及陆基机动固体战略导弹总设计师,航天部总工程师、航天工业总公司高级技术顾问。

  我国固体战略导弹的奠基人,在导弹武器系统总体及控制技术的理论和工程实践方面具有很深的造诣,对重大关键技术问题的解决、大型工程方案的决策、指挥及组织实施发挥了重要作用。50年代末,在我国涉及火箭技术相当多的学科和技术领域都处于空白状态下,他主持突破了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系统的仿制和改型设计难关,进而通过自行设计相继解决了远程、多级火箭的液体晃动、弹性弹体稳定、级间分离及各种制导、稳定方案的理论和工程技术问题,使我国液体战略导弹控制技术达到了新的水平。70到80年代,在没有任何外国实物和资料可借鉴的情况下,以独立自主、自力更生的精神,主持研制我国第一个潜地和地地固体机动战略导弹并获得成功,突破了水下发射、三轴稳定平台在运动基座上的调平及瞄准、导弹射击诸元的适时计算和装订、陆上机动车的研制及冷发射、高海情下导弹出水大姿态控制等一系列关键技术。1985年获国家科技进步奖特等奖。

  10.屠守锷 (1917- )

  浙江省湖州市人, 1917年生,男,中共党员,火箭技术和结构强度专家,中国科学院院士,国际宇航科学院院士。

  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合大学,1941年赴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工程系留学,获硕士学位。1945年回国后,先后在西南联合大学和清华大学任副教授、教授,1957年后,历任国防部五院研究室主任、总体设计部主任,七机部第一研究院副院长、总工程师、科技委副主任,航天部科技委副主任,航空航天工业部一院技术总顾问和航空航天部高级技术顾问。

  从50年代后期起,作为开创人之一,投身于我国导弹与航天事业。作为总体设计部主任和地空导弹型号的副总设计师,领导和参加我国地空导弹初期的仿制与研制。他先后担任我国自行研制的液体弹道式地地中近程导弹、中程导弹的副总设计师,洲际导弹和长征二号运载火箭的总设计师,带领科技人员突破了一系列技术关键,解决了许多技术难题。特别是在洲际液体弹道地地导弹的研制试验中,以坚实的理论基础和丰富的实践经验,提出独到的见解和解决问题的办法,保证了我国向太平洋预定海域发射洲际导弹任务的圆满完成。他作为研制长征二号E大型捆绑式

23位二弹一星元勋,是中国人就不应该忘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