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市知识产权贯标:谁能告诉我存在主义的旨意啊？

在资本主义世界进入垄断时期，随着资本的高度集中，社会也以一种外在于人的力量压抑和窒息着个体的人，存在主义哲学就是在这种社会环境下对个体的人的思考。在这种思考中包含着对人的异化的关注、对当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谴责。但是由于存在主义囿于个体的人，对人的情感、情绪等潜意识的因素作非理性的把握，看不到人的理性的力量，看不到人作为阶级的实践活动能够对社会进行的变革。因而，存在主义陷入到对人的现实命运的悲叹之中，成为人们自哀自怜的悲观厌世哲学。

　　50 、 60 年代，萨特试图改变存在主义哲学的这一方向，转向马克思主义的研究，以求用马克思主义来改造存在主义，使存在主义成为一种积极的人生哲学。因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建立起了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思想体系。

　　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并不是马克思主义，在本质上，它是存在主义的变种，但由于萨特在阐发他的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时，大量地阅读了马克思的著作，一度被马克思思想的博大精深所征服，并时常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居，这就造成了学术界长期以来存在着的一种误解，似乎萨特是一个用存在主义来补充马克思主义的马克思主义者。的确，萨特曾经说过马克思主义存在着一个“人学的空场”，存在主义可以为马克思主义输进新鲜的血液。事实上，萨特所作的工作恰恰相反，他自始至终都是一个存在主义思想家，他 50 、 60 年代以后所作的工作，正是在极力用马克思主义来为存在主义“输液”。

　　应当承认，存在主义的马克思主义与从克尔凯郭尔到萨特本人的《存在与虚无》所代表的传统的存在主义有所不同，在《辩证理性批判》等著作中，萨特把个体的人放置到历史发展和社会环境之中进行考察，但由于他的基本立场是存在主义的，所以他不可能在这种考察中形成正确的结论，即不可能在历史的进步中找到人的全面解放的道路。当然，萨特提出了历史总体化的构想，认为在人的实践中包含着历史的总体化。但是，萨特认为历史的总体化同时又是人的异化，所谓历史的发展和社会的进步无非是历史的总体化和人的异化无限循环的空间。因而，当萨特谈论历史的总体化时，他是一个乌托邦的浪漫主义者；当他思考人的异化时，他又是一个苦闷的悲观主义者。而且，陷入这种二难困境本身也是一种痛苦，也是存在主义精神的体现。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萨特终其一生都未走出存在主义的理论设计。

　　在萨特的笔下，存在主义突现为人类面对苦难的反思哲学。存在主义标举" 存在先于本质" ，" 世界荒谬虚无" ，以自由为尚，强调" 自我选择，重在行动" 。
　　前期存在主义开始盛行于欧洲的时候，恰逢残酷的二战后，群体对于这场战争的感受是极其深刻的，灵与肉都受到了巨大的震撼和伤痛。对于正陷入迷惘和彷徨，企图寻找解脱和出路的欧洲人，特别是在知识分子中间，萨特为代表的存在主义的思想正恰如其分地说出了当时人们的真正感受——痛苦的心灵和麻痹的肉体。在当时萨特的思想里，个体如何担负自己的责任，如何在他一生之中完成自己作为一个“真正的人”这个命题成为他思想阐述的重点内容。就如同萨特在《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之中所举的那个著名的例子：战争中一个法国青年面对参战保卫祖国和留守母亲该作出如何的抉择？按照中国人的说法，也就是尽忠和尽孝的问题。依萨特的存在主义的观点来看，这个青年人无论选择何种方向都没有错，因为世界上本无所谓对错。萨特特别指出马克思主义者对待此类问题时通常是以道德为标准，评判的结果以“懦夫”和“英雄”为划分的。萨特指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问题出在以此种标准行事就使得人成为物，是唯物主义思想僵化模式的造物。这种表层上似乎要建造起来一个价值模式，而在实际上只是一个强调物质的王国。萨特认为在“我思”中并不仅仅要发现自己，还要发现别人，发现整体是目的。“我思”的最后目的就是发现“我在”，清楚个体在整个过程中自身的存在，发现自身存在的限制。故而萨特说“这个理论配得上人类的尊严”可以说是一点儿也不错。所以萨特在概括存在主义的核心思想的时候是这样说的：“是自由承担责任的绝对性质；通过自由承担责任，任何人在体现一种人类类型时，也体现了自己——这样的承担责任，不论对什么人，也不管在任何时代，始终是可理解的——以及因这种绝对承担责任而产生的对文化模式的相对性影响。”

　　在经历了战后欧洲的迷惘之后，在冷战时代的凝重压抑的气氛下，萨特开始了对自身思想的发展和修正。在于P ierre Victor的谈话中，萨特首先肯定了他的存在主义思想的人道主义内质，认为“希望是人的一部分”，在人类的“行动方式中始终有希望在”。这种“希望”使得萨特对于显得在欧洲的思想界里很特别，他的坚持己见，他自身对世界的发展方向，对革命，对民主等社会政治问题的关注，使得萨特的处境尴尬，他受到了来自左派和右派的同时的攻击。或许易卜生说的“最孤独的人也是最坚强的人”是正确的，就在这种情况下，萨特又发展了他的学说。他认为人的意识都有一贯的“义务的向度”，有一种企图“超越实在”要求把人的行动变成一种内在的强制力，而这就是道德的开始。这种道德是人们利用他人作为达到一个目的或者工具的一种原则，是一种个体发展和存在的限制。对于他自己在四十年代的人道主义的解释，萨特又跃进了一步——甚至可以说到达了偏执的地步——提出应该从把人道主义视作人类身上的优秀品质的观念里脱离出来，进入一个真正的完整的人的境界，人与人之间恢复到真正的真实的、完全地存在，彼此之间以他自身独立的完美形式存在的时候，才可以说真正的人道主义的实现。可能这也许是萨特在他生前最后时刻的一个类如乌托邦似的梦想，也是存在主义的最后的篇章。这是萨特对人类未来形象的展望。

　　中国社会全面拥抱萨特的存在主义则在上个世纪八十年代。中国社会走出"文革"动乱之后，发现萨特描述"他人就是地狱"，强调社会的虚无与荒谬，正是我们周遭生活的写照。年轻一代举起了自由选择、自我承担等存在主义的看板大旗，存在主义理论不胫而走，成为时代的思想标签。萨特逝世于1980年，贯穿一生的理想主义、社会关怀和战斗精神使他晚年热情支持法国的"五月风暴"学生运动。他也颂扬过毛时代的中国，对毛泽东表达了无条件的完全器重。但萨特不会想到他的存在主义日后竟成为中国社会清算"文革"灾难的一剂猛药，并在20多年后又被快乐的新生代们渐渐遗忘。历史的悲情与喜色，思想的沉浮和命运，在存在主义的流播兴衰过程中，袒露无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