旧金山领事馆救助电话:菩提达摩传奇

菩提达摩
（？—536，一说528）

　 菩提达摩（通称达摩），是中国禅宗的初祖。他生于南印度，婆罗门族，出家后倾心大乘佛法。梁普通年中（520—526，一说：南朝宋末），他自印度航海来到广州，从这里北行至魏，到处以禅法教人。据说他在洛阳看见永宁寺宝塔建筑的精美，自言年已一百五十岁，历游各国都不曾见过，于是「口唱南无，合掌连日」（《洛阳伽蓝记》卷一）。

达摩抵魏，游嵩山少林寺，在那里独自修习禅定，时人称他为壁观婆罗门。有道育、慧可二沙门礼见达摩并亲近和供养四、五年。达摩感觉他们真诚，传授以衣法。又把四卷《楞伽经》授与慧可说：我看中国人的根器于此经最为相宜，你能依此而行，即能出离世间。

随着禅宗在中国的发展，达摩逐渐成为传说式的人物。首先是传说达摩到金陵（今南京）时和梁武帝的问答。梁武帝是笃信佛教的帝王，他即位以后建寺、写经、度僧、造像甚多，他很自负地询问达摩：「我做了这些事有多少功德？」达摩却说：「无功德」。武帝又问：「何以无功德？」达摩说：「此是有为之事，不是实在的功德。」武帝不能理解，达摩即渡江入魏。记载这个传说的最古文献是敦煌出土的佚名《历代法宝记》（774年间撰）和唐宗密《圆觉经大疏钞》卷二之上。后来禅宗著名的《碧岩录》把它作为第一则「颂古」流传。以后，它便成为禅门众所周知的公案了。

达摩晚年的事迹，各传都未明确记载。后人传说他遇毒而逝，葬于熊耳山（今河南宜阳县），但又传魏使宋云自西域回国时遇达摩于葱岭。达摩手携只履翩翩独逝。所以又有「只履西归」的传说。

达摩的禅法，据敦煌出土资料，古来作为达摩学说而传的许多著述之中，只有「二入四行说」似乎是达摩真正思想所在。唐净觉《楞伽师资记》的《达摩传》中有「略辨大乘入道四行」，由达摩弟子昙林记录而传出。据昙林的序文说，他把达摩的言行集成一卷，名为《达摩论》；而达摩为坐禅众《释楞伽要义》一卷，亦名为《达摩论》。这两卷论文理圆净，当时流行很广。

现在一般作为达摩学说的有《少室六门集》上下二卷，即：《心经颂》、《破相论》（一名《观心论》）、《二种入》、《安心法门》、《悟性论》、《血脉论》六种。还有敦煌出土的《达摩和尚绝观论》、《释菩提达摩无心论》、《南天竺菩提达摩禅师观门》（一名《大乘法论》）等，以及朝鲜梵鱼寺所刻《禅门摄要》上下二卷，日本铃木大拙校刊《少室逸书》所收关于达摩诸论文。这些著述内容大致都差不多。

达摩「二入四行」的禅法，是以「壁观」法门为中心。唐宗密《禅源诸诠集都序》卷上之二载：「达摩以壁观教人安心云，外止诸缘，内心无喘，心如墙壁，可以入道，岂不正是坐禅之法？」所谓二入是「理入」和「行入」，理入是属于教的理论思考，行入是属于实践，即禅法的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教义。

理入和行入的名称，见于北凉所译《金刚三昧经入实际品》第五。但《金刚三昧经》说的理入是「觉观」，而「壁观」是达摩传出的独特禅法。道宣在《续高僧传》卷二十《习禅篇》末对达摩禅法的评价说：「大乘壁观，功业最高，在世学流，归仰如市。」

壁观禅法的特点在于「藉教悟宗」，即启发信仰时不离圣教的标准，构成信仰以后教人「不随于文教」，即不再凭借言教的意思。二入之中以理入为主，行入为助。

后世佛教徒以「教外别传、不立文字」为达摩禅法的标志，因它直以究明佛心为参禅的最后目的，所以又称禅宗为「佛心宗」。又有人因达摩专以《楞伽经》授人以为参禅印证，因而称它为「楞伽宗」。

达摩的师承已无可考，后人为追溯传统遂有种种说法。《楞伽师资记》推求那跋陀罗为初祖，菩提达摩为二世，下以神秀为七世。神会坚持南宗为正统，肯定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主张自达摩——慧可——僧璨——道信——弘忍——慧能六代是一脉相承的。吉迦夜、昙曜译《付法藏因缘传》等又有西天世系的说法。唐智炬《宝林传》（成于801年）以印度自迦叶传至狮子比丘为二十四世，继以婆舍斯多、不如蜜多、般若多罗至菩提达摩为二十八世。此说为五代南唐泉州静、筠二师所集《祖堂集》（成于952年）、永明延寿《宗镜录》（成于957年）所继承，又为宋道原《景德传灯录》（成于1004年）和契嵩《传法正宗记》（成于1061年）所依用，后来即成为禅宗的正统说。

达摩的弟子有慧可、道育、僧（一作「道」）副和昙林等。「慧可」另见本书专条。

道育，一作慧育，他和慧可一同亲事达摩四、五年，是达摩最初及门弟子之一。他从达摩学了禅法，专重个人内心修持而少对人讲说。他的事迹已不明，只有《景德传灯录》卷三等记达摩临终时自许慧可得髓、道育得骨、尼总持得肉、道副（即僧副）得皮的传说，可以想见其禅学程度之一斑。

僧副，俗姓王，太原祁县人，是达摩剃度的弟子。南齐建武（494—497）年间住钟山（今南京）定林下寺。他忻慕岷岭峨眉的胜景，趁萧渊藻出镇蜀部（今四川）时随从入蜀，因而使禅法流行四川。后来又回金陵（今南京），普通五年（524）寂于金陵开善寺，年六十一岁。

昙林自称是达摩的弟子，曾记录过达摩的「二入四行说」。《慧可传》中称他为林法师。北魏永平元年至东魏武定元年（508—543）之间，他在洛阳和邺都参与译经事业，在菩提流支、佛陀扇多、瞿昙般若流支、毗目智仙等译场任笔受，是当时参加译经的重要人物。他博学善讲，在邺都常讲《胜鬘经》。周武灭法期间，他与慧可共同护持经典，被斫掉一臂，人称「无臂林」。昙林早年虽曾亲近达摩，但他以禅法与义学并重，因此后世所传达摩临终对在侧弟子们分别印可得皮、肉、骨、髓的说法，没有提及昙林。昙林在传承达摩禅法上所记的《略辨大乘入道四行（观）》于中国禅学史上留下了不朽的业迹。

菩提达摩，通称达摩，南天竺人，婆罗门种。一说波斯人。早年事迹不详，唯知其极聪明疎朗，出家后倾心于大乘佛教，精通事数，在定学上有高深的修养。南朝刘宋时期自海路来到交广(今广东、广西一带)，辗转北上，进入北魏。在洛阳见到新建成的永宁寺，口唱南无，合掌连日，自称已经150岁，到过无数国家，没见过像永宁寺这般壮丽精巧的寺院。又曾见洛阳修梵寺金刚，也赞不绝口，认为塑造得十分逼真得体。

他在北魏境内，初在嵩洛一带云游，到处教人坐禅习定。当时北魏禅学还不太盛行，比较受重视的是经论义理的讲授。佛陀、僧稠一系的禅学虽已传播，其内容和特点也与达摩所说不同。所以达摩的传教不太受人欢迎，常常遭到冷嘲热讽。只有少数僧人能够耐心听达摩说法，并相信他说的道理。这里面就有后来成为达摩弟子的道育和慧可。

道育和慧可当时年龄已有40出头，富有创新精神，曾长期努力追求佛学的新解。他们与达摩接触，听其传道后，认定这是一位非凡的长者，胸怀非凡的学问，便竭诚归信，奉之为师。四五年间，热心为达摩营求供应衣食，每日问寒问暖，勤谨请教，不倦不怠。达摩被他们的精诚所感动，把他们收为入室弟子，毫无保留地把自己的禅学传授给他们。

达摩的禅法称为“南天竺一乘宗”，又称“大乘壁观”。“壁观”是一种比喻，意思说修禅时要心如墙壁，中直不移，排除执见。以无著之心，去体会、契合真实之理，使心与理冥符相应。后世一些人不解达摩“壁观”的本义，望文生义，附会生造出达摩在嵩山少林寺面壁9年的传说，其实是无稽之谈。

“壁观”是达摩禅法的要旨，也是达摩提出的两种入道途径之一。“壁观”属于“理入”，是指在经教的启发下，借助禅定的方式，对于解脱成佛进行理论的思考。另一途径是“行入”，共有“四行”，是指修禅者的日常行事。达摩的另一弟子昙林，根据达摩说法的记录，整理成《菩提达摩入道四行》，对达摩禅法的特点作了简要的总结，阐述了“理入”、“行入”的基本内容和核心精神。其文首先揭示总纲说：“如是安心，谓壁观也。如是发行，谓四法也。如是顺物，教护讥嫌。如是方便，教令不著。然则入道多途，要惟二种，谓‘理’、‘行’也。”关于“理入”，文章解释说：“藉教悟宗，深信含生同一真性。客尘障故。令舍伪归真，凝住壁观，无自无他，凡圣等一，坚住不移，不随他教。与道冥符，寂然无为。名‘理入’也。”这里强调了一切有生命的个体，包括所有的人和动物，都具有“真性”。这种“真性”或称“心性”，与佛教奉为最高真理的“实相”、“真如”、“涅盘”是一致的，只是受到尘世烦恼(客尘)的蒙蔽，众生才迷而不悟。作为“理入”的大乘壁观，就是旨在引导心性除去客尘，悟入实相，使本性与道冥符。

关于“行入”，文章一共列举了四行，即报怨行，随缘行，无所求行，称法行。报怨行要求修持者修道苦至，甘心忍受，没有怨言。认为今生受的苦，乃是前世作恶的报应。为了从报应轮回中解脱出来，就必须逢苦不忧，默默地苦修，使心与道相契合。随缘行要求苦乐随缘，任凭荣辱得失，内心总是保持平静不动。因为今世所得的荣誉，乃是前世种下善因的结果，前缘一尽，荣誉复归于无，何喜之有？只有苦乐随缘，心平气和，才能冥顺于法。无所求行要求戒除贪欲，无所追求。认为有求就是苦，无欲无求才是乐。

以上三行，解释了总纲中提出的“如是顺物，教护讥嫌”。至于称法行，文章认为“即性净之理也”。行道时事事与真实相应，任运而行，即所谓“如是方便，教令不著”。与真实相应也就是与法相应，故曰“称法行”。这里所论，与“理入”的旨趣相同，差别只在于“理入”是修禅时去体认“道理”，“称法行”是指日常行事要合乎“道理”。

达摩的这种禅法，哲理性很强，一般人不易理解，所以达摩的传教碰到很多困难，受法的弟子不多，不如同时在北魏境内传教的佛陀、僧稠一系禅法那样广为人们欢迎和接受。对于这个问题，唐初佛教史家道宣已有清楚的认识，并作过精辟的论述。他说：“稠(僧稠)怀念处，清范可崇。摩(达摩)法虚宗，玄旨幽颐。可崇则情事易显，幽颐则理性难通。”僧稠的禅法重视四念处法，循序渐进，易于遵行；达摩的禅法属大乘虚宗，特重心性修养，要求通过修心，立证菩提。在一般人看来，其理难通，只有那些把握了达摩禅法精神实质的人，才能获得深刻的启悟。

达摩的弟子，可以考见的只有慧可、道育、昙林、僧副等人。其中慧可最得达摩真传，日后传教活动的成就也最大。达摩曾把4卷《楞伽经》授给慧可，对他说：“我观汉地，惟有此经，仁者依行，自得度世。”自此之后，《楞伽经》遂成为达摩一系禅学的经典依据，也是其徒子徒孙付法承嗣的凭证。所以后世有人把达摩一派称为楞伽师，或称楞伽宗。

达摩在嵩洛一带传法之后，不知所终。有的记载说他于东魏天平年(534-537年)以前卒于洛水之滨；有的记载则说他被不同学派的僧人投毒害死。还有传说他其实并没有死，北魏出使西域的大臣宋云自西域回国时曾在葱岭遇见他，达摩手携一只鞋子翩翩独逝云云。这就是所谓达摩“只履西归”的传说。这些传说并无史实根据，不过是反映出禅宗发达之后，达摩逐渐被人们神化了。

达摩死后，慧可北上邺都，为传播达摩禅法进行了艰苦的奋斗。当时他的学众不多，他的论敌道恒法师却拥有徒众千人。由于他的学说具有强大的号召力，道恒的弟子常被他的说法所吸引，有的人甚至改换门庭，宗奉慧可，这就激起了道恒对慧可的无比仇恨，把他的学说诬为魔语，还贿赂官吏，企图加害于他。慧可在论敌的迫害下被迫流离于邺城北面的卫地(今河南安阳、汲县一带)，在那里他收僧璨为门徒，僧璨后来成为慧可的传人。以后僧璨传道信，道信传弘忍，一代一代不断为传播达摩禅法而努力。

弘忍之后，达摩学派的阵营发生了分化。神秀一系恪守达摩“藉教悟宗”的祖训，仍以楞伽经为宗经，发展成禅宗北派，即所谓楞伽宗。慧能一系揭出“教外别传”的旗帜，改宗《金刚经》，主张不立文字，直指人心，见性成佛，由此发展成南派禅宗。从表面上看，慧能的禅宗似与达摩的禅学有根本的区别。但在实质上，慧能禅宗直接上承达摩禅法的心性之义，而又加以发挥和发展。达摩的心性之义与慧能的禅宗实有最重要的关系。

神秀学派主要继承了达摩禅的形式，慧能学派择要继承了达摩禅的精神实质。两派都追奉达摩为本宗之祖，而具体说法不同。神秀派推求那跋陀罗为初祖，达摩为二祖，下至神秀为第七代祖师。慧能派则以达摩为中国禅宗初祖，下至慧能为第六代祖师。两派的法统说虽然互相对立，却都自认为是达摩的嫡传，由此可见，菩提达摩实为中国禅宗史上具有极大影响的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