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野牛:北魏末年的社会矛盾

（1）北魏政权制度建设的欠缺造成的阶级矛盾尖锐

拓跋珪所建立的封建国家还是很不健全的，带有很大的原始性和过渡性。南朝人称北魏政权是“胡风国俗，杂相揉乱”。教材主要叙述了两点：一是在政权的基层统治方式上实行宗主督护制，二是在赋税制度上的混乱。

西晋末年至十六国时期，中原地区战乱频仍，世家大族将家族、部曲武装起来，修筑坞堡，缮制甲兵，割据一方。许多逃避战乱的农民相率投奔他们。他们乘机侵占田地，封锢山林，隐瞒人口。一家豪强地主往往拥有数百家、数千家乃至上万家佃客或部曲。这些佃客或部曲是豪强地主的“苞荫户”，豪强地主则被称为苞荫户的宗主。北魏政权攻占中原后，为了取得世家大族的支持，就承认了宗主对于苞荫户的剥削和奴役的权利，并且以宗主对于苞荫户的统治作为地方基层政权，任命世家大族为宗主，督护百姓，于是就形成宗主督护制。苞荫户多数没有户籍，是地主的私家人口，所受剥削和奴役极重。可见这种制度只对大地主有好处；对广大农民只有痛苦，没有好处；对封建国家来说，则只是为巩固初建立的政权而采取的权宜之计，对赋税的征收和徭役的调发都极为不利。

北魏前期征税，由“县宰（令）集乡邑三老，计赀定课”，分为“三等九品”。九品是根据资产多少而规定的赋税高低的品级，三等是按不同等第将税送到不同地区。可是实际在征税时，并不按这个九品征收。一方面，这是由于世家大族已经隐瞒了大量的田地和人口，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贫富莫辨的情况，如《魏书·李冲传》曰：“旧无三长，惟立宗主督护，所以民多隐冒，五十、三十家方为一户。”另一方面，也由于官吏们畏于权势，多与地主勾结，“纵富督贫，避强侵弱”，地主所交纳的不多，而广大劳动人民却负担沉重。此外，北魏临时的赋税征收和徭役调发是很多的，主要也是加到劳动人民头上。所以，九品混通虽有其名，而流弊是严重的。

（2）民族矛盾激化

北魏建立初期，还是一个文化水平较低，社会发展落后的部族。在进入中原过程中，虽因采纳了一些汉族地主的建议和受中原先进生产方式的影响而逐渐封建化，但孝文帝改革前，北魏尚处于奴隶社会向封建社会过渡时期。这一期间，长期大规模民族征战的不断取胜形成了北魏贵族集团的民族优越感和歧视其他民族的心态，除了野蛮的屠杀外，还将大量的汉族和其他各族人民变为奴隶和杂户（身份低于佃客，略高于奴隶）；在战争时，往往驱使汉族和其他各族的人充当步兵，在阵前冲锋，鲜卑骑兵则在后督阵，并任意纵马践踏，从而激化了民族矛盾。同时，统治集团内部也存在鲜卑贵族与汉族地主的矛盾，出于政治、经济利益和民族差异的原因，鲜卑贵族对汉族地主存有戒心，处处压制汉族地主势力；汉族地主虽被纳入统治集团，但并不掌握实权，长期的正统观念使他们在内心又瞧不起鲜卑贵族；鲜卑贵族常因意见不一对汉族地主横加屠杀，如北魏太武帝拓跋焘时的辅国元老崔浩被杀，除因撰修北魏史书直笔实录得罪当朝统治者外，深层原因还有汉族地主与鲜卑贵族之间的矛盾，这些都使西晋以来因“五胡内迁”产生的民族矛盾严重恶化。民族矛盾的恶化尖锐，严重威胁着北魏统治的稳固。

（3）各地人民起义

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的激化，引发了445年陕西关中地区卢水胡盖吴领导的武装起义。关中地区自魏晋以来已成为多民族聚居区，这里生活着汉、匈奴、氐、羌、鲜卑、卢水胡各少数民族，西晋时人江统曾说：关中之人百余万口，戎狄居半。北魏征服关中后，对这里的各族人民实行民族高压政策。盖吴曾领导了一次起义，盖吴，卢水胡人，卢水胡是匈奴别部，因居于卢水而得名。起义爆发后，北魏长安镇副将元纥率军前往镇压，被击败。于是，关中各族人民尽皆响应，起义军扩大到十万余人，北魏关中统治摇摇欲坠。拓跋焘亲自领军征讨，他采取分兵牵制、各个击破的策略，几经周折才将起义镇压。在镇压盖吴起义的过程中，拓跋焘对沿途响应起义的各族人民进行了残酷杀戮，力图以民族高压政策来扼杀反抗斗争，暴露了其统治者的本性。史书记载，自北魏建国至孝文帝执政前近一百年间，北魏境内各族人民起义多达八十余次，这些起义沉重打击了北魏的统治。

孝文帝改革后，北魏社会经济有了发展，新都洛阳繁荣起来。《洛阳伽蓝记》卷四记述洛阳的景象：“市东有通商、达货二里。里内之人，尽皆工巧，屠贩为生，资财巨万。有刘宝者，最为富室。……舟车所通，足迹所履，莫不商贩焉。是以海内之货，咸萃其庭。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宅宇逾制，观楼出云，车马服饰，拟于王者。”到孝文帝的第三代继承者孝明帝时，史称其“魏累世强威，东夷西域，贡献不绝。又立互市以致南货。至是府库盈溢”（《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景况仍然可观。

然而，经济繁荣的结果并没有使广大劳动人民从中获益。这一时期，人民的生活仍很困苦。相反，汉化的鲜卑贵族很快坠入锦衣玉食之中，迅速走向腐化。

孝文帝时，贪污之风虽很盛行，然由于孝文帝采用严刑峻法，尚能控制局面。史称其时“食禄者跼蹐，赇谒之路殆绝”（《魏书·刑罚志》）。宣武帝即位，形势发生变化。宣武帝对贪污腐化之风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本人“好游骋苑囿”，“嬉戏无度”，就很奢侈，无心于朝政。上行下效，“时魏宗室权幸之臣，竟为豪侈”，北魏统治集团生活日趋腐朽。胡太后临朝时，奢侈之风更盛。最典型的是高阳王雍和河间王琛，“高阳王雍，富贵冠一国，宫室园圃，侔于禁苑，僮仆六千，伎女五百，出则仪卫塞道路，归则歌吹连日夜，一食直钱数万。”（《资治通鉴》卷一四九）“河间王琛，每欲与雍争富，骏马十余，皆以银为槽，窗户之上，玉凤衔铃，金龙吐旗。尝会诸王宴饮，酒器有水精锋（锺）、马脑碗、赤玉巵，制作精巧，皆中国所无。又陈女乐、名马及诸奇宝。复引诸王历观府库，金钱，缯布，不可胜计。顾谓章武王融曰‘不恨我不见石崇，恨石崇不见我’。”这些惊人的财富，无疑都是劳动人民血汗的结晶。河间王琛，在宣武帝及孝明帝两朝皆作定州刺史，他“在州贪惏。连胡太后也觉得他贪心无厌，下诏：“琛在定州，惟不将中山宫来，自余无所致。”（《北史·河间王若传》）为饱私囊，朝廷甚至卖官鬻爵，“纳货用官，皆有定价，大郡二千匹，次郡一千匹，下郡五百匹”（《北史·魏常山王遂传曾孙晖附传》）。仕人买官花了钱，及到任上，就大肆搜括，加倍贪婪地吮吸人民的血汗。

孝文帝时所行均田法，这时也被破坏。原来规定不得买卖的公田和露田，都可以买卖。露田流动尤为严重，因为“贫户因王课不济，率多货卖田业”（《通典·食货典》）。在均田制下有田可耕的农民，又开始面临失去土地的威胁，使北魏经济潜伏着危机。

孝文帝迁都洛阳后，本来就有对南朝用兵的因素。迁都之后就改变了自己一度奉行的与南齐和好的政策，开始大举南伐。尽管每次几乎都以无功告终，仍然不肯罢休。这时因洛阳位于黄河之南，与南朝相接壤，既要保卫洛的安全，就必须将南朝长江以北土地据为己有。所以孝文帝每次出击，目标都在义阳、淮上、宛、邓等地。宣武帝、孝明帝时，战事未休，反而有扩大之势。人民要负担兵役和作战物资，苦不堪言。当时，“汝颍之地，率户从戎；河冀之境，连丁转运”（《魏书·卢玄传孙昶附传》），以至“死丧离旷，十室而九”。战争激化了社会矛盾，使人民对北魏政权的敌意更加强烈。

北魏各族人民大起义就是在这样的形势下酝酿和爆发的。起义首先爆发于六镇，接着又爆发了关陇、河北、青州起义。

来源: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关于北魏末年腐朽暴虐、走向衰落的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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